走近医学解剖
●医学院学生头一个学期就上解剖课，他们8个人解剖一具人体，从头到脚，化整为零。老师说：这是学生们对捐献者最真诚的尊重，是一个未来医生对生命的最深切的关注。
●新送进来的人体，先是由校领导迎接，接着向遗体告别，再向人体内灌注两万毫升的福尔马林，最后放在防腐池里泡三年。
●在德国，专门为捐献者修建的墓地上有座两只手的石雕像，一手托向天空，一手指向地面，上面的铭文是“我把我给了你，拿去吧。”
●实话实说节目的最后，有个人体肾脏标本亮相荧屏，而北医大的汪老师说：那其实是一个沿肾脏空间浇铸成的工程塑料模型……
●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楼的陈列室里，有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安卧着，那是他们的老校长。学生说：“他已经无法亲口告诉你什么，可他全身似乎都写满了答案。”
一、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汪教授说，我的老师学解剖时，就是到乱葬岗子上想办法
这是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楼，一个显得陈旧但非常洁净的大房间。
上午10点，阳光从高挑着帘幕的窗子外面照进来，照着两副完整串起的人体骨架，照着一长溜泡在大瓶子里的肢体和脏器，照着一具具铁做的、白漆将要磨尽的解剖台，也照着解剖室副主任汪亚晴教授拿在手上的那串人的脊骨。看到我微眯起眼睛，教授忙说：“学生们放假刚回来，有些日子没开课了，气味小得多呢。等开了课，满楼道飘的都是福尔马林的气味，那才腌眼睛呢。”汪教授再说什么，我没听进去，我在想一个人呆在这里会怎样?然后又望着天花板上几块新涂抹上去的底灰，想象年轻的瓦工师傅们，怎样有兴趣地从脚手架上跳下来，蹑蹑地走过去，半吐着舌头注视泡在大瓶子里的人的脏器……
按说，人体解剖在中国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因为战国时期的中医经典著作《内经》里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述，还记录着各种人骨的大小尺寸。可是“不准剖尸验病”的律条就写在封建社会的法典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随意损伤”的精神律条就印在千百万中国人的脑子里，所以，人体解剖距离大家的视野和道德境界遥远得很，人体脏器的确切依据距离医学研究也是遥远得很。史料记载中的宋代《欧希范五脏图》是作者根据欧希范等56具死刑犯的尸体偷偷摸摸绘制而成的。如此得来的形象和数据当然极不准确，以至于清代医家王清任把他在《医林改错》一书中绘制的人体图谱叫做“亲见改正脏腑图”。这是他几十年里在刑场，在乱葬岗考察出的结果。当然，他也照样被人斥为“教人于叮ㄒ糇帧⒁逦猓└于阎小⑸比顺∩涎б降馈！
我们这个数千年的古国，实施过千刀万剐的酷刑，褒扬过灭绝人性的殉葬，却不容许逝去的生命在为活人的医学事业中得到“新生”。
“我的老师学解剖时就是悄悄地去乱葬岗子上想办法。”汪教授说。
“看来，正规的社会化的人体解剖事业在中国历史并不很长?”我问。
“不长，也就是几十年的事吧。”汪教授说。
二、我问汪教授：还记得起解剖了多少具人体吗?教授立刻反诘我：你怎么不问问我们毕业了多少学生，有多少学生成了名医，又救活了多少病人呢
人体解剖是医学领域的基础，所以医学院校学生头一个学期就上解剖课，无论你是学内科还是学外科。刚走进北大医学部的校门时，我就问两个偶然碰到的新生：“上解剖课怕不怕?”两个学生笑笑说：“当然怕，可不是怕解剖，而是怕背解剖学讲义。”一群“初生的牛犊”、一具没了生命的肉体，这之间真有什么规则在中间吗?面对我的质疑，汪教授摊开解剖教材，随便翻了翻，给我读起来：“解剖上肢时，已将胸壁浅层解剖，但有些结构仍残留在胸壁上，如胸神经皮脂等。应在胸骨稍外侧寻找，修剔腔壁浅层结构，露出肋骨……”“必须修剔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必须得这样做，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汪教授边读教材边给我解释。又翻开书里的插图，指着上面印着许多虚线的人体说：“这是走刀线。画着斜线，你给我横着切，我立刻叫你停下。现在这样，将来到了病人身上怎么得了！比如阑尾炎刀口，规定3公分，你切了10公分，那能叫活儿?”“不能以为大卸八块了就可以随意下刀。”汪教授又补充了一句。
大卸八块！我心里一颤，把这几个在国人心中最具震撼力的字眼咽下去，尽量平静地问：“一个学期下来，这具人体是不是就——就化整为零了?”
“对！”汪教授的回答斩钉截铁。“必须得是这样，否则学生干吗来呢?”
“请问这‘化’的程序是……”我也必须追问下去，否则我干吗来呢?
“对新送进来的人体，从动脉打开，向里面灌注两万毫升的福尔马林防腐，然后浸泡到福尔马林的池子里，浸泡3年。”
“这么说，现在用的人体，都是三年前的?”我进一步核实。
“是这样，因为来的时候都有病菌。3年以后，所有蛋白质成份都固定住，细菌都死亡了才能做，决不能让病菌感染学生。除非这具人体具有特别研究的价值，那就越新鲜越好；这就不是学生做，而是老师来研究；学生解剖的就是3年以前的。我们现在是8个学生一具人体，学一个学期，从头到脚整个解剖。主要结构弄清楚，解剖完了，我们保留下来，因为还有研究的价值，还有数据记录的价值。到最后，由我们负责深埋，外面不做任何标记，当然这事就不让学生们干了。”
“从来到学校到现在，你还记得解剖了多少具人体吗?”我再追问。教授立刻反诘：“你怎么不问问我们毕业了多少学生，有多少学生成了名医，又救活了多少病人呢?”他边说边摩挲着一串人的脊骨，我则默默点头。
三、《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尊重这一词汇的解释是：尊敬和重视
好象又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情味，我坐在北大医学部解剖系主任办公室，瞧着屋里子一盆盆绿色的植物，用油洗过似的亮亮地泛出生命的光泽，心里温润了许多。汪教授就坐在我对面，西服、领带、留着分头，吸着烟，从两只浅色茶镜片后面从容地望着我，身后是一摞一摞的卷宗和几幅他自己写就的草意浓浓的书法作品。我想起，刚进门时，作为主人，他并不站起来，只是客气地请我坐下，因为这样就免去了握手的礼节。他是刻意的，我敢肯定。这显然出自他对国情的考虑和对圈外人的理解；那么，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待人体——那一具具也曾亮亮地泛出生命光泽的躯体又是怎样尊重的呢?
教授，我听说解剖之前，大家要对着解剖体鞠躬致敬?
是；这是必须要有的。我们反复强调：在你面前的是一位捐献者，他应该得到还活着的人的敬意。更应该得到这些未来医生的敬意。
假如躺在那里的是一个女人体……
是啊，我们缺的就是女人体。
我要问的是解剖中你们怎么体现出对女士的尊重，因为女人，从生到死，某些部位是非常隐蔽的——我直视着教授。
只有女士该得到尊重?只有女人的某些部位该隐蔽起来?教授轻轻一笑，眼光和我的撞到了一起。在医学观念上没有男女的区别，只有研究方向的不同。研究女性结构就必须要用女体，换了男人的能得出什么结论吗?
这一点是否就造成了女人体捐献少的原因呢?
从捐献者心态上讲确实有这种顾虑。这也是我们和他们的家属聊天时了解到的。
你觉得这是思想意识上的封建残余吗?
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对医生来说，他面对的不是人体的性别表象，而是生命的结构系统。对于一具人体，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解剖他（她），就是对他（她）在最终意义上的尊重——医生式的尊重。教授说这话时语速缓慢了一些。
解剖课上有没有发生过学生们上课不严肃，事实上造成了对人体不够尊重的情况?
有，有的；我们立刻就制止！我们要求每一个做解剖的学生穿好白大褂，不许大声喧哗、不许拿人体或标本开玩笑。比如从台子上拿起一只手晃来晃去，这是绝对禁止的。学生们太小，有时候就淘气——拿起标本手来啪地打了其他同学一下，我们立刻就批评他：这是什么地方?是解剖室。你拿的是什么?是人的手；能这样做吗——其实学生还是孩子啊！
除了立规矩、批评学生，你们老师又是怎么做的?
前不久，由北京市红十字会牵头，成立了遗体捐献接待站。我们这里是站点之一，我们接的第一具是由我们校长亲自迎接，以后的几具也至少是系领导接来的；然后是开追悼会、登记造册。
这么说，学生们都知道解剖体的姓名、职业、住址，甚至……
不不不，学生知道的只是编号；老师要绝对保密，有制度的。这也是出于对捐献者的尊重。即便到了最后化整为零，这里也一直保存着捐献者的档案。
都化整为零了，还怎么表示对捐献者的尊重呢?
那时要把还没解剖的部分洒上福尔马林，再用药布包好，用塑料带套起来。有时候学生就说：“老师，不包上也没事吧。”我就给他打比方：你睡觉老不给你盖被子，合适吗?这无非是在强调：在你面前的是个人，你总不能给他（她）晾着。实际上，孩子们面对一具具人体都会有种心灵上的震撼。都会得到技艺和人格上的升华——他知道他实际上面对的是什么。我想，如果那解剖体还有灵魂的话，那灵魂也会感到欣慰的。
电视台“实话实说”里谈遗体捐献的时候，有人展示出一个人体肾脏的标本，是真的吗?
那已经不是人体本身了。把肾脏的全部血管都灌注进一种工程塑料——ABS，等凝固以后用盐酸烧掉肉体部分，就成了那个样子。看上去，更像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工艺品。
捐献者有这个要求，你们能满足吗?
没问题。可咱们中国人里有几个愿意——或者说敢这么做呢?
四、科学是美，朴素也是美，很美！
采访前我就提醒自己：极有可能要见到人的尸体、脏器……这时我又想到了那位沉思在丈夫脑组织标本旁度过后半生的“镭的母后”居里夫人。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着它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写这篇短文《我的信念》时，居里夫人的案头就摆放着她先生皮埃尔居里脑组织的标本。两人中有一个的存在变了个方式，可两种思想的碰撞、两缕感情的缠绕、两个灵魂的对视却在时空中继续着。面对“人”的零部件，玛丽居里当然不会感到恐惧，哪怕那部件不是她先生而是别人的。因为她眼里看到的是那部件的材料和架构，是复杂，是科学，而“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
和我谈到居里夫人的汪教授想必也能看到这科学之美，他曾多次地谈到解剖，甚至“神往”地谈到自己的解剖：“我死了，可还在这里体现着自己的价值，受到大家的尊重。人家会说‘他死了，还在这里做着老师’。”
能发现到科学之美的人不多，但是能用一种朴素而简单的心愿来支撑住自己，让死去的自己来造福人类、扮美人间的人大有人在——朴素和简单也是美。
日本的文化属于中华文明播化的范围之内，今天的日本，用北医大汪教授的话来说：“对于遗体捐献广泛的登记，已经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不需要号召的。”
在德国，有一个由政府出资，专门为捐献者修造的公墓，这公墓的标志物是两只石雕的手，一手向上托举着，另一只手向下，上面的铭文是“我把我给了你，拿去吧。”石雕的周围簇拥着许多小小的纪念碑。那纪念碑又被绿草、鲜花和露珠簇拥着。捐献者通过宗教仪式向人间告别，在做出最终的奉献之后，由教师率领医学生们将他（她）们永久地埋葬在这里。
这是中国北京，一位73岁的老人低低的亲切而富有条理的声音：“我是部队上的，军医，1991年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做了遗嘱。那上边写着死后就放在医院，看还有点用处没有。我把事情告诉了孩子，孩子支持我，老伴也支持我。我没想过是女人就怎么样，我是医生，女医生不照样给男病人看病吗?”
又是一位近80岁的中国老妪的声音：“解放前就受地下党的教育，为人民服务。我当过兵，干杂务，尽自己的能力，没干过大事，身后利用一下吧。我不信鬼不信神，就是太老了，没用了。你可别报告（道）我，我儿子还没同意呢。他不让我太操心。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到了那时候，谁瞧着哪样好就拿去吧……”
每次接通这样的电话，我都要贴着话筒大声地慢慢地说出：我祝您健康！祝您长寿！
还有好几位捐献老人的电话没有人接，话筒那边寂寂地让人有些担心地传出嘟——嘟的长音。我只有把祝福存在心里了。
首医大遗体接收站的王先生曾收到过由同仁医院转来的密云县古北口两位农民夫妇的来信。那两口子选择在张灯结彩的大年初一作出身后捐献遗体的决定，还喜滋滋地告诉医生：“家里人全都同意了。”
这几天，一拿起笔，我耳边就常响起那个老人的声音：“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谁瞧着哪样好就拿去吧——拿去吧。”
科学是美；朴素是美，很美！
五、看来，有些问题该问问逝者
在主任办公室的窗前，汪教授指着对面一个灰色老式建筑告诉我：“那是尸库，有很大的池子，一次最多可以容纳四五百具人体，但现在远远没这么多。”
你刚才说，一般是8个人解剖一具人体，现在可以到4个人一具，按说人体资源足够了呀。
够不够有两个标准，一是学生解剖够不够，一是老师搞科研够不够，就后者来看还差得远。况且，要能两个人解剖一具该多好。我那时候是一个人解剖一具，实践的机会太多太多，高兴死了。
是否那会儿捐献的人多，现在少了？
从前的学生也少啊！从前一拨学生招一百多。现在扩招，一拨五百多，解剖体眼瞅着见少。要我说还是条件太次。瞧，尸库周围这一片地，学人家，搞个体面点的公墓就不行？庄重点，尊贵点，不也是对人家的尊重吗？可钱谁出？我们是没有，政府也没有？
为切实做好捐献遗体工作，实现志愿捐献者的遗愿，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委托市红十字会负责实施，由市红十字会、卫生局、民政局等有关方面共同建立了“志愿捐献遗体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还制定出了《接收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规定“凡在本市居住、无偿地志愿捐献遗体者，可直接到登记接收站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与市红十字会联系，由市红十字会介绍到就近的登记接收站办理登记手续。”
联席会议和暂行办法实施后，北医大和首医大只分别接收了4具，到协和医学院登记的是900人，实际公证完毕的才10个人，而据该院解剖系曹主任介绍，他们系60个学生外加80个护理学专业的学生，一年下来要用100具人体。
看来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出在哪？
有人说根本问题在人的普遍的迷信的心理素质。随着改革的深入、科学的普及，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提高，到那时，事情就好做得多。
有人说出在公证方面：是无偿捐献，公证处当然就不收费，可难免要拖拉，要摆一张冷面孔，这就冷了大伙的心。话再说回来，公证处也得讲经济效益，一天里赶上10个来捐献的，这一天不就白忙乎了吗？
有更多的人提出：身后愿意捐献出自己的器官去拯救需要它的病人，而不是捐给教学解剖。我把这问题甩给了汪教授，他在电话里叹口气，连连说复杂得很……
捐献给病人的器官得要健康的，这样的鉴定什么时候做？收不收费用？器官得要鲜活的，那什么时候取出来？
当然是刚刚死后嘛。
什么叫“死”？什么叫“死后”？是脑死亡，还是心脏死亡？到现在国家还没有一部法律来给死亡下一个权威的定义。况且脑死亡的概念捐献者家属认不认可？等家属认可了那器官还是不是鲜活？就都不好讲了。这时候医生如果自行其是，有可能于事无补，还有可能犯谋杀罪呢。
那么媒体有时候报道过换心手术成功啦等等，这是……
偶然对了机会嘛。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使人身后捐献遗体给教学研究大体上是可操作的，死后器官捐献给病人就不那么顺利？
也就是说还有待国家制定出死亡法，还有待公证人员走出去，来到捐献者的病床前，还有待医生、捐献人、接受捐献者以及各自的家属在法的帮助下灵活起来，在思想的解放中豁达起来，在科学的激活下通灵起来，在……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楼里有个很气派的标本陈列室，走进去就能看到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那是他们的老校长安卧在那里。每一届的新学员、每一批的参观学习者都要首先来到这里，向老校长鞠躬致敬，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我遇到的一个新同学指着骨架告诉我说：“他无法亲口告诉你什么，可他全身似乎都写满了答案。”
也许，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该经常地问问逝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