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个帖子，说的挺好，有时候自己就是小国心态去看问题，以后尽量改改。全文如下：
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zjgc/20090713/1053782.shtml2009年的年中，人民日报出版社不惜工本，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大国策》系列丛书。丛书分为7个系列，分别系中国策、中国模式、中国政治、中国民主、中国民生、中国软实力和大国战略八个主题，共计45卷之多。全书悉心收集了国内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论述相关主题的文章，可谓聚焦国策、纵论国是、收罗宏富、主旨突出，是近年少有的论述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型综合性文丛。披阅其中数卷，内心有感，抒发于此:中国之成功迈向领导世界群伦的大国境地，无疑需要系统而深刻地思考中国的国家精神，从而有力推动国家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满心关注GDP增幅演进到理性布局国家均衡发展、塑造从容大国气度，成功地以现代理性引领国家作别小国心态，建构大国精神。
今天中国人讨论大国兴衰问题，是有其独特因缘的:国家近30年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国人在国家的自我认知上彻底改变了小国定势，逐渐形成建构大国的民族心理。在国家弱小的情况下，大国问题对于国家建设而言，于己于人都似乎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极其遥远:于己，要么流于理想主义的幻想、要么流于现实主义的悲观；于人，要么只能是对于真正大国的羡慕，要么则是对大国霸权的愤怒批判。但大国的建构对弱小国家真是一顿无缘享用的圣诞大餐。我们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降，就处于被大国瓜分的救亡境地。如何有效抵抗大国的侵略和自身怎样变法自强成为国家建构过程中同时呈现的双重主题。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弱国处境:不说国家如何强大的主题提不上台面，即使国家的存亡就已经耗费了民族的主要资源；不说国家如何对付外敌的入侵问题，即使民族成员内部的政治共识都已难达成；不说国家取得世界大家庭的平等地位问题，即使是试图获得西方列强的基本尊重似乎都不可能。在近代中国无可挽回地成为强盛国家同情对象的情况下，中国人建设强大国家的愿望，就此成为两种民族心理的混合物:一是对自己辉煌历史记忆的依稀缅怀，“汉唐气象”的民族号召力由此而来；二是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刻骨铭心的痛恨，“落后挨打”的政治号召力由此深入人心。自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自强是民族政治运动的主调，但弱者处境锻造的民族心理则不可能是大国心态。在改革开放使国家实力明显增强之前，民族的自我认知维系着的国家心理正正的是小国心态。直到改革开放为国家积累了巨大财富并为中国人的民族认知提供实力支持的时候，大国问题才成为国家建设的真实问题。
因此，在中国建设大国的历程中，作别小国心态，构成大国建设的前提条件。小国心态的典型标志是:擅长以道德激愤凸显自己国家过去历史遭受的不公待遇，倾向以历史辉煌记忆的不断复述掩蔽当下国家的真实处境，总是在对国家的整体虚玄论说中隐匿国家建设的紧迫任务。这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的近代史意识形态典型地反映了国人的小国心态。中国人的近现代历史认知大致由三个要素组成——悲愤心态、仇恨意识、你死我活的民族心境。悲愤心态是由被欺凌的历史记忆促成的。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力，强行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自此中国逐渐丧失传统帝国的自尊自傲，一方面堕化为大国的附庸，另一方面忙于挽救国家危亡。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对比度的改变:
此前，中华帝国曾经辉煌千年。即使在西方国家已然崛起、并试图与他们心目中的富强中国通商之际，乾隆皇帝对于马戛尔尼的通商请求也还能在国家礼节上居高临下地提出要求；此后，中国人迅即体会到天下秩序崩溃之后自身的不利处境。晚清中国被列强瓜分，迅速沦为主权不保的“半殖民地”弱国，国人对于这种处境也随即显现出悲天悯人的普遍愤慨。于是，从心底里升腾起来的怨恨主导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一部中国近代史，自此成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抵抗政治由此成为中国人处理中西关系的唯一政治形式。1950年代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更形强化了这种政治倾向。国人这种对抗强权的政治心理，似乎与小国心态各去东西。但外在的抵抗强权与内在的弱小自认恰恰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只要在小国抵抗强权而又全无兑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悲愤的民族心理就此挥之不去。如果中国人走不出这种悲愤，也就意味着中国人还陷在小国心态中不能自拔。
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大国竞争局面中的乡愿定势，也反映出难以改变的小国心态。中国人看待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心中总是有一个预设:既然19世纪到20世纪的百年期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因此对中国有所亏欠。今天中国要谋求发展，西方列强就理所应当为中国让开大道。假如不让开大道让中国快速且如意地发展，那么西方人就继续在亏欠中国。中国人今天对国与国关系的认知就在这种单纯而幼稚的道义逻辑支配下展现着。这实际上体现出中国人对于国与国关系始终处于竞争性合作状态的无知。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可爱的”道义立场，不论是它们之间的国际友谊或国家对抗，都是国家利益引导着的。所谓国家之间“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就“可信地”显现出成熟的现代国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情形认识。一个总是期待强国善待自己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乡愿心理支配下的小国心理的体现。
再一方面，中国人总是认为在国家间的强弱处境中，没有共存共荣的逻辑，只有你死我活的定势。因此，我们总是认定，中华民族要想崛起，一定要以某个领导世界的民族的衰落为写照。这种一起必有一落、反之一落必有一起的国家间处境判断，使中国人难以广泛寻求国际合作，并在这一合作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习惯了敌我不得兼容的对抗思维的国人，也就习惯于要么绝对与某一个国家为敌(如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要么绝对与某个为友(如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甚至于与所有的国家为敌(如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对帝修反的关系)，把完全属于所谓国家特色的发展视为横空出世、绝无依傍的发明。其实这是一种弱者孤芳自赏的典型行为。强盛国家敢于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择善而从，弱小国家缺乏自信所以封闭自负。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以自己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来安慰自己同样可以创造现代辉煌，并且以僵化的民族立场来自证超越所有现代经验实现飞跃发展的合理，其实，这都是缺乏自信的小国心态局限了中国人眼光的表现。
作别小国心态，就不能太过拘泥于历史上的不公遭遇，而需要放开视野展望并筹划自己的发展大业。不拘泥历史，不是不讲历史，而是在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开放地选择。放开视野，不是无视民族特色，而是采各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从而得以吸取现代国家发展经验，最大限度促进中国的发展大业。不打破小国心理定势，中国就不可能晋身于大国行列。道理很简单，精神矮子绝对无法成为国家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