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中国外科学发展（zt） [复制链接]

一、西方外科学传入我国及其成长
　　19世纪中叶，是西医外科学在我国的萌芽起步阶段。各医院主持外科工作者，均为外藉医生，我国医护人员，处于在实践中学习的医徒位置。其后，教会或外国的医学基金会、慈善团体先后在各地创办医学院校。辛亥革命后，我国也相继自行筹建医学校。至20世纪中叶，上述高等医学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中，已有不少学识渊博、基础雄厚、出类拔萃的外科学家，如沈克非，黄家驷、吴英恺、兰锡纯、孟继懋、牛惠生、方先之、关颂韬、谢元甫、熊汝成、施锡恩等。
　　我国外科学界为了促进学科发展、推动学术流，于1937年4月在沪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选出牛惠生为首届会长，曾起草会章。当时有外科会员19名，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学会活动未能开展。抗战胜利后，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大会，于1947年4月在南京召开，到会的外科会员由沈克非召集，重新组织外科学会、选举黄家驷为会长，会员43名。
　　我国外科的学术交流主要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期刊上，据统计在1940～1949的年10年中，所发表的论文仅106篇，其中不少是个案报告和例数不大的临床分析。外科的专着或参考书，多属译本。
　　此外，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以国际主义精神，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极其艰苦的解放区环境里和很有限的条件下，因陋就简，为救治八路军伤员，开展战伤外科所积累的经验，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西方外科学技术基础在我国的推广与应用
　　当麻醉、防腐灭菌等关键性技术在西方取得突破性成就之日，也正是西方医学传人中国之时，这些技术作为外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引进我国。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最早将麻醉术引入我国，直至本世纪中期，尚无专职医师负责领导组织麻醉的实践与研究工作。全身麻醉(又称周身麻醉，或简称全麻)，蛛网膜下腔麻醉(腰椎麻醉、脊髓麻醉或简称腰麻、亦称半身麻醉)，神经于阻滞麻醉(如臂丛阻滞麻醉)及局部浸润麻醉等麻醉法应用最广。
　　我国医院外科对无菌术颇为重视，据1916年，湖南常德某医院报告在五年间于无菌术操作下施行81例手术的创口愈合结果，可以了解当时的无菌术水平。在磺胺类药及青霉素等抗生素抗菌药物发现之前，为防治人体外部细菌感染，多依赖防腐杀菌剂。常用的防腐杀菌剂有升汞液、石炭酸溶液、高锰酸钾溶液等，用于创口，虽能杀灭微生物、但对机体的正常组织细胞也不无损伤。磺胺类化学治疗药物及青霉素等抗生素药物出现后，对于治疗无论是局部或周身性的化脓性细菌感染，都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为推动外科学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后，防腐杀菌剂的应用多仅限于器械的消毒而很少直接用于人体了。输血也应用于外科、当时血源主要依靠售血人提供，关于贮存血的应用，输血反应等也有一定研究。

　　三、临床实践
　　外科在医院的建制结构中，无论其规模大小，均莫不以主体外科(又称大外科〕开始。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外科学也在同步向前迈进，治疗范围日趋扩大，手术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演化，出现分工，在主体外科中分化出一系列具有各自的解剖生理学基础，诊断检查方法和手术治疗技术特征的分支学科。
　　我国外科分支学科的建立以骨科(又称矫形外科)和泌尿外科为先,其中尤以骨科较为成熟，此或与我国传统医学中的正骨科历史悠久，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有文献资料传世有关。北京协和医院于1921年成立了骨科和泌尿科专科，由专科医师主持，标志着骨科在中国开始成为外科中的独立分科。我国的医院与医学校，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上海震旦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在30年代前后都成立了骨科。20～40年代，我国第一批骨科学先驱者们进行了中国近代骨科学的开拓工作，1930年牛惠生在上海徐家汇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骨科医院。1937年在中华医学会总会(上海)领导下成立了骨科小组，由牛惠生、胡兰生、叶衍庆、盂继懋、任廷贵及富文寿6人组成，这标志着骨科已在我国成为独立的专科，为我国骨科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泌尿外科则逊于骨科，我国泌外科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20年至新中国诞生的近30年为第一发展阶段，除大城市的个别大医院(如北京协和医院)外，都包括在外科内，尚未设专科。在此期间有关泌尿外科的文献仅60余篇，专业书籍只翻译过一本。其他分支外科，如神经外科、胸心外科、整形外科、小儿外科、颌面外科等，则均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或仅略具雏形。
　　近代我国外科学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普通外科为主，其他分支外科的开展也在逐渐起步。普通外科中开展了阑尾炎、十二指肠胃溃疡、肠伤寒穿孔、急性胆囊炎、胆道蛔虫、腹股沟疝等的手术治疗；胸心外科开展了胸廓成形术，其是对通过适当选择的进展性肺结核病例的有效治疗方法，是一项比较安全的手术。此外还有食管癌、支气管扩张、动脉导管未闭的手术治疗。
　　整形外科也有所开展，在每篇报告中常刊有符合医学摄影要求的手术前、后黑白照片，以显示术前畸形形象及木后治疗效果，(迄今已历数十年或近百年，尤图像清晰，十分难能可贵)，手术主要包括：皮片移植术、皮瓣移植术、唇交叉瓣手术、鞍鼻畸形矫正、鼻再造、阴道成形、肠段带蒂移植等。
　　我国近代外科学的发展虽属初级阶段，但已为我国外科学步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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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世纪中叶，上述高等医学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中，已有不少学识渊博、基础雄厚、出类拔萃的外科学家，如沈克非，黄家驷、吴英恺、兰锡纯、孟继懋、牛惠生、方先之、关颂韬、谢元甫、熊汝成、施锡恩等。-----其中协和的校友就有：沈克非，黄家驷、吴英恺、孟继懋、牛惠生、施锡恩、谢元甫、熊汝成、方先之、 关颂韬

沈克非，黄家驷时上医的吧。黄家驷还是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老院长，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沈克非 (1898～1972)
沈克非，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外科学的先驱者之一，毕生致力于外科学的研究，对普通外科的发展和提高以及神经外科、血管外科的开拓和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长期从事临床外科教学，强调基础理论和技术训练，培养了中国几代外科技术人才。他为人正直，大公无私，工作勤奋，以身作则，对己对人严格要求，在外科教学方面形成独特的谨慎细致的学风。
沈克非，原名贤亚，英文名JamesK.Shen，1898年3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县。祖父是牧师，父亲是小学教师，收入微薄。6岁时进教会小学读书，1910年考入上海华童公学，在距毕业仅半年时，因勇敢批评英籍校长的高压政策而受到打击。1916年考取北京大学庚子赔款预备生班，于1919年去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余大学(WesternReserseUniversity)医学院，于192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先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1937年他与小儿科医师陈翠贞结婚，生育二子一女，陈翠贞1958年故世后，1960年他续娶程韵(又名海伦)女士。
1927年他担任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外科主任。鉴于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医院和医学院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外国教会手中，他决定去南京协助刘瑞恒医师筹建第一所中国人办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南京中央医院。该院落成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外科主任、副院长和院长。从1931～1937年，该院共培养出高级医师200多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将中央医院床位扩大至1200张，大量收治抗日受伤将士。直到战争逼近南京，他奉命将医院西撤至长沙，不久又撤至贵阳，最后至重庆。此时，他兼任长沙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和重庆上海医学院名誉教授。1941年，他被重庆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印度战场救治伤病员。1946年，他辞去卫生署副署长之职，担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外科教授，兼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和外科主任。1950年，他参加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担任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在沈阳筹建中心血库。1951～1958年，他去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担任副院长，负责科研工作，开创了实验外科。1959年，他重新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
沈克非是中国外科学的先驱者之一，外科技术精湛，曾多次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1944年出席伊朗德黑兰中东医学会议；1946年参加秘鲁第五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同时又作为中国医学界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建工作；1956年去波兰参加国际医学会议；1957年出席墨西哥国际外科年会。他是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
沈克非一生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大公无私，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虽事务繁忙，但每天一早上班，从不迟到早退。坚持每周门诊一次，手术数次，每日必到外科病房巡查一次。手术按时进行，从不延迟。开会迟到者必须说明理由，否则必将遭到训斥。他坚决反对医师挂牌开业，因为他认为学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他工作时严肃认真，令人畏惧，但工作之余却平易近人，谈吐诙谐幽默。他讲课时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使人丝毫也感觉不到枯燥乏味，只觉得妙语连篇，因此，讲课效率极高。他空闲时偶尔也打打桥牌，下下象棋，但主要是阅读书报杂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美帝走狗和奴才的帽子，受到批判和斗争，下放农村劳动，以致情绪抑郁，于1972年患胰腺癌逝世，终年74岁。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文为他平反昭雪，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对中国外科事业的贡献 沈克非不仅擅长普通外科，对肿瘤外科、骨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和血管外科也有一定的造诣。他设计的肠道无菌吻合术、直肠摺叠术治疗直肠脱垂以及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治疗门静脉高压症等方法简单易行，在基层医院内便于推广。他对淀粉海绵的止血作用曾作了进一步的研究。1950年冬，他首次成功地切除了右额叶脑瘤。在他的推动和支持下，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国内首先创建了神经外科。在他担任中山医院院长期间，他聘请各科专家教授，逐步建立和发展了泌尿外科和胸外科。
为了推动中国外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学术空气和提高中国外科医师的学术水平，他主编国内第一部大型外科参考书《外科学》，邀请国内一百多位外科专家教授，撰写和总结中国外科界各方面的工作成果，介绍外科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该书在1956年出版后，获得广大外科医师的普遍欢迎，重印6次，发行数10万册。为了及时反映50年代后中国外科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他又倾注全部心血重编《外科学》第二版，上医党委对此十分重视，特选派2位高年资外科医师协助他的编审工作。他不仅扩大了编写队伍，还将原来的内容彻底更新和扩大。《外科学》第二版于1963年出版后，立即获得国内外的普遍好评，被誉为中国的“克氏外科学(Christopher Text book of Surgery)”。在第九次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该书获得卫生部的嘉奖。
致力于医学教学 他毕生致力于医学教学。在临床教学上，他严格教诲学生重视基础理论和技术训练，特别重视实习医师的病史缮写，他认为病史缮写能培养医师的写作和分析能力，只有详尽的病史，才能提供正确诊断的依据，因此，诊断应从病史入手，结合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数据，必要时才考虑采用特殊检测手段。他这种客观全面的诊断方法对下级医师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下面是引用doctorwang于2006-01-09 12:24发表的:沈克非，黄家驷时上医的吧。黄家驷还是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老院长，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黄家驷　（1906.5.23～1984）江西玉山县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国22年（1933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后到上海医学院任总医师、讲师。民国30年留美，考取医学科学硕士，获得专家证书，参与美国胸外科委员会的创建工作，成为该会创始人之一。回国后在上海医学院任教，创建胸腔外科，为我国胸外科的奠基者之一。1952年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中山医院院长、上海市胸科医院院长，后调北京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校长、苏联和印度等国的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还获得美国4个外科学会会员资格。他主编的《外科学》受到医学界的高度评价。1980年当选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担任《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主编，组织翻译并亲自校阅审定《辅助循环》一书。



黄家驷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胸外科专家，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

　　1906年，黄家驷教授出身于江西省玉山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由于父亲和五个叔伯相继因病早逝，因此他从小就萌发了要作一名医生的愿望。1933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就职协和医院。1935年转至国立上海医学院。

　　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古北口时，他曾参加协和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时，他又勇挑国立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的重任赴无锡筹建伤兵医院。当上海沦陷时，他不甘当亡国奴，毅然暂别妻儿，只身随上医内迁昆明、重庆，艰苦办学。

　　1941年，黄家驷教授远涉重洋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他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毅然放弃高薪聘任，决心回国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他迫不及待地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经过三天三夜的颠簸，回到了祖国。虽然在印度转机时，丢失了自己的行李，但他却把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完整无缺地带了回来。

　　1950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黄家驷教授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并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奔赴东北前线。在前线，他不顾生命危险，忘我工作，帮助部队医院建立了管理制度，编译了《军事外科学》。为此，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黄家驷教授回到祖国后，积极开展新中国的胸外科事业，为多家医院创办了胸外科。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甘愿守着穷教授的清贫生活。当时有不少人劝他联合开业，增加点收入，他总是笑笑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黄家驷教授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医学教育事业，他医德高尚、勤奋不息。退居二线后，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不缀。1984年5月14日他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教授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为纪念黄家驷教授为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把此书命名为《黄家驷外科学》。美国莱蒙·布鲁尔国际外科学会主席专程送来请著名画家绘制的黄家驷油画肖像。中华医学会追授黄家驷教授“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也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在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陈小元、任鹿撰稿 校史室《百年复旦 百个第一》编写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