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3434作者：吴永平
1930年初，老舍结束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后，返回祖国。当年7月，接受山东齐鲁大学的聘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文学教授。
老舍为何不就近在北京找个大学任教，而要舍近求远，离开老母和北京，远去山东济南呢？通常的看法是：老舍由于学历较低，通过不了北京的大学的高门槛，只能远赴山东。舒乙的看法颇有代表性，他写道：
“当时，国内名牌大学里国学研究极其兴盛，尚古之风刮得很劲，而且，似乎研究得越古越显得学问大，在这种气氛下，以擅长白话文小说为本事的老舍自然很难在北平的名牌大学中找到立足之地，何况，他又没有大学学历。”
然而，山东齐鲁大学的门槛也不低，它的前身是私立山东基督教会大学，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开设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系所主任及教授曾大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其教学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其国文系素重旧学，历届系主任和教员多是擅长八股文的举人、拔贡一类老夫子，所开课程为文字、音韵、经学、诸子、尚书、文选等。这样的大学，何以便容得没有大学学历的老舍立足呢？
事情得从齐鲁大学的改制说起。1929年，在经历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充任，外国人任董事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于是，齐鲁大学的校长换成了中国人，系所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时任齐大文理学院院长的林济青兼任校长后，去北京延揽了6位专家学者，老舍便是其中之一，分任文理学院各系所主任。
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成立，是林济青任校长后的得意之作。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想仿效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从美国霍尔（Charles M. Hall）基金会取得经济资助；二是顺应当时“国学”研究的热潮，以加快学校中国化的进程。据说，老舍之所以得到邀请，推荐者正是“国学研究所”的筹备及主持人墨学大师栾调甫。栾氏后人曾回忆道：
“老舍来到齐大之年，正是该校国学研究所成立之时。这所研究所是在栾调甫的积极倡议并在文学院林济青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建起来的。研究所的建立，了却了栾调甫多年想培养高级国学研究人才的夙愿，他在物色研究人员时，特地提出一个由名家、学者组成的名单，老舍先生就是在这个名单中，由林济青院长亲自出马聘请来的。”
持此说的人很多，其中还有当年齐大的学生。然而，疑问依然存在：其一，栾调甫与老舍素不相识，不知老舍旧学功底，为何贸然推荐，这与他“培养高级国学研究人才”的初衷颇不相侔。其二，林济青为何如此看重老舍，一上来便是教授，须知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只是“讲师”，此举大大破格。其三，破格聘用在当年学界虽不罕见，但皆事出有因。譬如栾调甫本人，只有不足5年的学历，一度在学校看大门和代课，却一跃而成为大学教授。但他在墨学上有独到之研究，而且得到了学术大师梁启超“石破天惊之发明”的高度评价。老舍则不然，其时，他在“国学”研究上尚无任何成就可言，既非“名家”也非 “学者”，仅有的一篇论文《唐代爱情小说》，还是当年在东方学院公共讲座上的演讲稿，直到1932年改定后才在国内的“哈佛燕京学院”的学刊上发表。
老舍来到齐大后，所面临的境遇也可以证实时人对他被“高聘”的不解。张耀曦写道：“老舍在踏入齐大校门之初，颇遭到一些国学派先生们的白眼和非议。他们说，老舍是师范毕业，在英国也不过是个教中文的官话先生，有什么资格当教授？他不是研究国学的，为什么让他在国学研究所任职，而且还是从国学研究所发薪水？”栾调甫是国学大师，他推荐的老舍却得不到国学派的认可，真是咄咄怪事。老舍任主编的《齐大月刊》，在反对者的呼声中也难以为继，未出满两卷即改版为《齐大学刊》，老舍也由主编降为一般编委。
平心而论，老舍的学术专长并不在旧学，而在新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他在研究所曾申报的课题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研究”，数年之后，未见成果；而主编的教材《文学概论讲义》和主讲的新文学课程却得到校方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由此看来，“研国学栾氏荐老舍”的说法难以成立，林济青延聘老舍到齐鲁任教和任职必另有因由。按照当年的惯例，校方外聘教授一般应考察对方的资历和学术水平，对方曾任教的院校方所出具的资质证明和教授专家的推荐信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
老舍任教山东一定得到了有力者的推荐，此人是谁呢？法国老舍研究专家巴迪先生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认为老舍返国后任教山东齐鲁大学是出自于教会人士的推荐，他写道：
老舍从英国回来以后，非常谨慎地隐匿着他的宗教信仰。然而，我们知道，老舍从1931年开始任教的济南齐鲁大学与英国教会的关系。这所学院原名叫山东基督教大学，是由基督教会于1904年建立的。当年介入此事的牧师J.Percy Bruce后来担任了伦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的教授。（《小说家老舍》引言，巴黎七大1985年）
这条线索极有价值——
齐鲁大学是私立的教会大学，1917年由潍县广文学堂与青州的乐道院、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等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皆参与该校的组建，美国传教士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被推选为副校长兼建校委员会主席。1929年，齐鲁大学改制，虽然更换了中国人当校长，校董事会仍为西人保留着三分之一的位置，并未改变其教会学院的性质。
曾参与齐鲁大学组建工作的英国牧师布鲁斯（J.Percy Bruce），来中国传教时间不迟于1910年。此君与路思义相似，都是有学问素养的宗教人士。布鲁斯有两部著作传世，其一是关于中国、日本和朝鲜农业史的考察，第二部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老舍在英国任教期间，与布鲁斯共事。老舍曾回忆到：“在学系里，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两位讲师。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国人；两位讲师总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中国语文学系也只有三位教师：教授一位，前牧师布鲁斯；讲师两位：一位是爱德华兹（Edwards）女士，前传教士；另一位便是老舍。
老舍对布鲁斯的学术水平评价不高，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就我所知道的，这个学院里的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还没有一位真正有点学问的。”至于那位英国女讲师，老舍认为她的职称并不能代表她的学问，“而是一种资格问题：有了大学讲师的资格，他们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老舍有旧学根基，瞧不起西人的中国学问原不足厚非，尽管如此，老舍仍积极地配合他们搞好系里的教学工作，老舍曾与他们两人合作编写了一套汉语灵格风教材，合作开设《官话口语、翻译》和《古文和历史文选》课程，并与布鲁斯教授合教《道教、佛教文选》，与爱德华兹讲师合教《写作》课程。
校方对老舍的谦逊、勤勉和博学颇为称赞，同事们也敬重他。学院秘书克莱格小姐曾在信中写道：“舒先生在这里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非常喜欢他”。
了解以上情况后，我们可以推论：齐鲁大学林济青校长在决定聘请老舍之前，一定得到了关于老舍的资质证明和推荐材料，出具方无疑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或布鲁斯教授，甚至可以揣测资质证明和推荐材料中有着“国学修养深湛”之类的考语；这些证明材料或由英国方面先行寄到齐大，或由老舍携带回国后再行寄出，或由林济青校长函索英方得到。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布鲁斯教授的推荐是非常重要的，以其参与创建齐鲁大学的特殊身份，以其与齐鲁大学董事会教会方的关系，以其与老舍共事5年的经历，他的力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上推论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布鲁斯教授是否会给老舍出具上述推荐信。这也许要涉及一桩未经证实的史实，宁承恩《老舍在英国》提到老舍在东方学院任教期间与系中一位“不学无术又好摆架子”教授有过争执，文中提到这位教授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帝师”庄士敦（Sir Reginal Fleming Johnston）。然而，赵毅衡撰文否认这位教授便是庄士敦，因为时间不对，“老舍离英后三年，庄士敦才回国到东方学院上任。”顺便说一句，庄士敦是接替布鲁斯担任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的，他的到来彻底粉碎了爱德华兹女士晋升教授的梦想。如果宁承恩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那么曾与老舍有过争执的这位教授只能是布鲁斯了。老舍在英国任教5年，始终处在中西文化磨合的过程中。他曾在散文《英国人》（1936年）中传神描述了英国人，尤其是那些最为典型的英国绅士——“贞脱儿曼”——大学教授们的性格特征，他这样写道：
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不能不佩服他们。事情都是两面的。英国人不愿轻易替别人出力，他可也不来讨厌你呀。他的确非常高傲，可是你要是也沉住了气，他便要佩服你。一般的说，英国人很正直。他们并不因为自傲而蛮不讲理。对于一个英国人，你要先估量估量他的身分，再看看你自己的价值，他要是象块石头，你顶好象块大理石；硬碰硬，而你比他更硬。他会承认他的弱点。他能够很体谅人，很大方，但是他不愿露出来；你对他也顶好这样。设若你准知道他要向灯，你就顶好也先向灯，他自然会向火；他喜欢表示自己有独立的意见。他的意见可老是意见，假若你说得有理，到办事的时候他会牺牲自己的意见，而应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必须知道，他的态度虽是那么沉默孤高，象有心事的老驴似的，可是他心中很能幽默一气。他不轻易向人表示亲热，可也不轻易生气，到他说不过你的时候，他会以一笑了之。这点幽默劲儿使英国人几乎成为可爱的了。他没火气，他不吹牛，虽然他很自傲自尊。
老舍以上对英国人的剖析和了解，不会是泛论，更不会是臆测，而是有感而发。我们可以认为，这里面包含着老舍与布鲁斯教授等英国同行长达5年共事经验的总结：中西文化背景及性格、学识的差异使他们最终也没能成为朋友，但不妨碍彼此间的理解和认识。老舍真正理解了布鲁斯的“自傲”和“自尊”，同时也看出了布鲁斯的“正直”及“可爱”之处；而布鲁斯也理解了老舍的“价值”。他们之间有过争执吗？肯定有过！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绝不会妨碍布鲁斯教授在老舍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援手，更不会妨碍他给予老舍学术水平以如实的评价。老舍在同篇文章中蕴有深意地写道：
假若英国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们可是很好相处。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作事该有的态度。他们的自傲使他们对人冷淡，可是也使他们自重。他们的正直使他们对人不客气，可也使他们对事认真。
仔细体味这段话，这其中就没有包含着对于布鲁斯教授透彻的理解和真挚的谢意吗？
本文的结论是：
——老舍因其与教会的关系赴英国任教，也因其与教会的关系赴齐鲁大学任教。
——老舍任教齐鲁大学得到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及布鲁斯教授的大力推荐。
（《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