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个铁杆中医的心路历程
一 我的学徒生涯
1 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垸。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吟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这是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七十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五人行医，以大伯祖父彭韵伯的名气最大。他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军阀何某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即卧床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消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经何某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排行第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五十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二伯曾多次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领导人看病。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西医称作“癔病性昏厥症”的疾病，得病已经四十余年，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遍访全国名医，用任何药物都无效，过几天就会自动苏醒。1964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半个小时就醒了。徐老先生大为惊讶，问为什么会有效。二伯回答：这个病中医古籍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许胤宗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中医古代最有名的医案、明代的《名医类案》，将这个医案列为全书的第一案，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听后，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认真地考证了一番。结果发现：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未载；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锅勺，也似乎有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我这几位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也许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朦胧地意识到：中医与现代科学完全不是一回事，讲不清它的道理，但有时候，比能讲清道理的西医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支撑它的学科背景是几千年积累的成功经验，是临床实践，而不是现代科学手段。中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一个神秘王国。
2 入门之阶
最初跨进这个神秘王国，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靠背书记诵的“童子功”，自然是荡然无存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作为老师的二伯父，递给我一本张仲景的《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印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给学生讲述起《伤寒论》来，听说是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梳，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象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中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我当年啃这三百九十七条简牍的真实写照。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中医思维的乐趣。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象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象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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