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还不是医生，但他们很在意医生职业的社会评价，留心观察着医患关系，思量着自己的未来 医学生，逃离与留守
本报记者 唐闻佳
约陈惠周末见面，她说得在下午3点以后。此前要考GRE，她想申请去美国读医学博士。
多年前，从上海中学毕业时，包括陈惠在内只有4个人报考医科。她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七年制医学班。如今，昔日高中同窗有的月收入已经过万，而她每月只拿400元“研究生国家补贴”——“买件衣服还要和妈妈商量。”
不过，她这样的“小医生”有着更大的困扰：职业的社会评价似乎越来越低，“风险”则越来越大，而且“战友”越来越少——好多同学“逃离”或准备“逃离”。
逃离
最近有消息传出，复旦大学50多名医学生申请转专业，结果成功转出38人——相当于医学试验班大一学生总数的1/10，在全校所有转专业学生（共254名）中占了近15%。上海交通大学，有59名医学生申请转专业，为这一年级总人数的1/10，最终37人成功转出，在全校转专业学生中占了两成多；交大一共有174名转专业学生，申请转入医学专业的仅2人。
逃离的不只是新生。今年6月，曲新华将从医学院毕业，根据最新政策，医学生要进上海的医院工作，毕业后须先做“三年轮转”，即进入一个轮转基地（三甲医院），3年后再与医院双向选择，可能留下，也可能不被录用。曲新华为此四处面试应聘轮转基地，而他的不少同学决定放弃，另谋了去处：有去制药公司的，有去医学院当老师的，也有人改行踏进与医学不相干的领域。
“在我老家的高中，以前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学医；如今一些外地医学院人都招不满，有的低于本科线就把人给招了。”曲新华的老家在山东，高三那年，他得到过不少保送机会：复旦大学金融系、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都是名校的名牌专业，可他都没去。
“那会儿SARS刚过，媒体把医生塑造成非常高大的形象，我有英雄主义情结，于是想，就学医吧。许多长辈也认为医生神圣，都支持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多年后他发现，当初鼓励他学医的那些长辈的孩子，没一个学医。
其实，医生的培养周期长，工作强度大，责任与风险都高，年轻时的收入还比别的职业低很多。“更没想到，现在医生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了……”今年3月“哈医大事件”后，有个医学生说：看到网民在医生被杀害的消息之后贴上4000个笑脸，感觉“一个个笑脸都如利箭穿心”。
去了医院实习，“小医生”们还发现，医生也在流失——不少师兄师姐去国外进修，就留在那里了：“收入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尊重。”
留守
当然，许多医学生选择“留守”。为什么？陈惠说，这就像打游戏，“很多时候被伤了血，但只要病人对我们好一点点，我们就愿意满血满格地去战斗！”
在医院里，实习医生被称作“一唤”——病人有需求，他们要第一个到场。他们总在留心观察医患关系。
上海交大医学院07级临床班的文旭洋记得，在普外科实习时，有位老爷爷因为化脓性胆管炎做了手术，那天文旭洋值夜班，凌晨3点他去病房查看，发现老人蜷缩在床上，很难受的样子。原来是麻药过了，伤口疼痛。
“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以给你开止痛药的。”文旭洋有点紧张。没想到老人说：“你们白天给我们做手术、换药，很累的，夜里我不想打扰你们。”
“其实不可能是我给他开刀，我只是站在一旁给老师拉拉勾，术后为他换了换药，做的都是小事，但他也对我表示尊敬，我很感动。”文旭洋说，医患关系常常呈现出温暖的底色。
他第一次在病人身上做桡动脉穿刺，没成功，病人很痛，但没有生气：“没事，我给你机会，你再试。我理解你的工作，我是个老师，曾经也需要别人给我实习的机会。”第二次穿刺，成功了。
曲新华对自己的每个“第一次”都印象深刻。在骨科实习时，他第一次打石膏，心里只想着把操作步骤做对，忘了“美感”。“石膏打得这么丑，我怎么出去见人？”病人很生气，这是个高中生，打篮球时小腿骨折。“我用剪刀给你在上面刻个笑脸吧。”曲新华突发奇想。这下小病人很高兴，两人后来成了朋友。
曲新华说起自己的导师：“常有病人千里迢迢跑来找他看病，他总说，你不要挂我的号，我的号贵。他认真地问诊，最后找个年轻医生，交待好开什么药，让病人去挂普通门诊。”他的导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教授戴克戎。每当听到对医生的非议，曲新华就想起导师，他说，这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阿Q”
初进医学院时，所有医学生都兴奋、充满期待。第一次上解剖课，10人一组围着一具遗体静默3分钟，感谢逝者对医学事业的奉献；还常跑到标本室“看骨头”，互相吓来吓去。大二，教科书已经堆得有一人高，每学一章，就疑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书上描述的病，这叫“医学生疑病症”……但渐渐地，开始有人走、有人留。
有医生说，如果谁受不了精神上的压力、物质上的贫困而离开，那说明他不适合当医生。留下的才是真正适合的。
医学生很在意外界对他们职业的评价，对“传说中”国外的医疗环境很向往。有个师兄曾说起一段在澳洲的见闻：有位老太太做骨关节置换术，术后没多久出现了感染（术后感染有一定比例），只得接受了二次手术，没想到很快又出现感染，医生再做了一次翻修手术。反复折腾，老太太一点没怨言：“大概是上帝要安排我多做几次手术。”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病人有信仰，有幽默感，理解医学，那我们自己就要有幽默感。”有个实习医生说，好多医生都有“阿Q精神”。
“当医生的，三十难立。因此医院里有好多大龄男女，但师兄师姐们都很乐观。师兄总说，我老婆在未来丈母娘家好好呆着呢。”陈惠说她也变了，“有时候发现，我和中学同学已是两类人。我不会在乎去什么高档酒店吃饭、怎么用刀叉、到什么国家度假。能看见病人的笑容，能在拯救人生命的科室干活，就很自豪。”
医学生黄栋告诉记者，现在他一天只能睡3个小时：白天去医院实习，晚上8点回到家后，要保证有四五个小时翻看国外文献、写报告——上海任何一家三甲医院，对临床、科研的要求都很高。他觉得充实而满足：“如果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医生的成就感，或许是在老去时回头看一眼自己建造的摩天大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