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37/article.htm1?id=74736 早在建国初期，中国高校就经历过一次集体改名。
1949年以前，国内较好的大学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国立浙大、国立武汉大学，以及一些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
其时尽管国难不断，但治校相对独立，民主风气极浓，学术卓著。竺可桢领导下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各科都有长足发展，被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开创了科学研究工作，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和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声誉鹊起；更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气象系、航空系、体育系、艺术系、工商管理系等等，成为中国众多学科的鼻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立大学取消“国立”二字，北洋大学更名天津大学，所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都被改造为公立大学。此后的1952年，新中国摒弃原有欧美大学模式，采用前苏联模式，编译苏联教材，全国大学进行院系大调整。
1958年起，部分大学开始取消讲师、助教、副教授、教授学衔，统称教员。1966年起，毕业生考核制度被认为是旧社会的产物，高等学校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
建国后到改革前这一时期，学科交融和良好的人文教育被变相摈弃。教学和科研没有很好地交融，没有赋予学生基本的人文和科学素养，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在不同程度延续。（孔文《中国大学入门——兼谈中国最佳典范大学》）
几十年光阴过去，回过头看，这次大学更名，留给历史的更多是教训——大学在政治变迁的大潮中强硬地与“旧大学”决断，同时，大学的历史血脉和学术传统也被拒于门外。
包括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辅仁大学这些历史名校随著名字的更换，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它们的“后身”有些由于名字上的差异，而与之前的历史断裂开来。为此，它们只能站在新的起点上，从头再来。
今天，当我们谈起一所大学的名字，就会想起与之相关的人和名字。例如，听到浙江大学，我们会想起竺可桢；而清华大学则会让人回忆起王国维和陈寅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大学再次掀起改名热潮，正如熊丙奇所言，高校追逐利益与寻找历史的矛盾举措无形中陷入了寻根与改名的悖论。而改名无非希望让学校的声名传播出去，带来更大的回报。但是，一方面，每所学校都希望把自己的历史延伸得更远，越是历史悠久，就越能体现学校的传统与实力；另一方面，名字要改、要新、要能吸引学生。如果今天这些学校的名字变成“中国东方大学”或者“北方大学”，我们还将如何延续与这些学校光荣历史的对话？更名造成的断裂，本身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李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