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说过“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下面这段评论，可以看看我们的校长合不合格。
大学校长:最应该做什么
眭依凡
大学是教师和学生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共同追求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组织，是按一定规则进行学术传播和科学研究的合作社会，是实施和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机构。中世纪的早期大学并没有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大学的日益发展和成熟，由于协调日益复杂的师生活动和加强对外关系的需要，大学意识到需要通过适当的内部分工来形成明确其成员间权责关系的组织结构，从而把许许多多在不同学问领域且在各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教师和学生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能对外适应又能内部协调。大学的行政管理职能及其机构不仅由此分离和产生，并且选出一位校长负责协调和管理学校事务也成为必要。随着大学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复杂，学科越来越分化，以及影响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校内外因素的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大学的行政管理更加重要，表现在大学的行政管理更加程序化和更加独立。正如克拉克.科尔在其《大学的功能》一书所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行政管理已成为大学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这是普遍规律。在大学的行政管理获得更大影响力的同时，大学校长的作用也愈加重要。正是此因，世界各国即便是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这些具有大学校长由各学院院长轮流短期担任之传统的古典大学，也越来越重视大学校长的作用并进行了大学校长任期及遴选制度的彻底改革，以期保证校长治校的更好效果。近两年来在北京举办的中外著名大学校长论坛上，与会的中外大学校长们普遍认为,时代要求大学校长既要具有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又要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提高大学的管理水平。大学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人们：大学的存在和发展既要依赖教授的创造力,也要依赖校长的领导力、管理力。于是,任何一个寄望于大学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都不能忽视大学校长的问题。几年前，我国一个大学校长高层访问团到美国考察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方一个肯定的回答是：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大学校长。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高度重视大学校长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这说明大学校长在治理和管理大学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各国大学校长的共识。那么大学校长最应该做什么呢？
为深入了解大学校长群体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在1986、1990、1995、1998、2001年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调查，2001年的调查有2594名大学校长参与，并形成了一份题为《2002年全美大学校长调查报告》（参见文东茅先生编译，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简报》2004年第2期）。其中对美国大学校长“最花时间的四项工作”的调查发现，有50％以上的大学校长占用时间最多的工作是筹资、规划和预算。在各选项中，公立大学校长的选择比例如下：规划：54.6％；社区关系：49.8％；预算：49.4％；人事：45.0％；筹款：44.2％；与董事会的联系：33.2％；与立法者的联系：33.1％。私立大学校长的时间分配重点则略有不同，他们花时间最多的主要工作是：筹款：77.0％；规划：64.4％；预算：50.7％；与董事会的联系：38.5％；人事：37.7％；学术事务：37.1％。在不同类型大学，校长们的时间分配也有所不同，在博士授予大学，校长们的主要时间用于筹款（公、私立大学分别为76.1％、82.6％）和规划；而在公立学士授予大学，被选比例最高的为预算(56.1％)、筹款（53.0％）和规划（47.0％），公立两年制学院被选最高的分别为规划(56.2％)、社区关系（56.2％）和人事（54.6％）。尽管大学诸如性质、类型、水平、规模、特色、历史、所处地域等多样性特征，以及大学校长的出身及个人特点等背景都会对他们的工作重点及其方式发生影响。但是，大学毕竟是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以此为社会服务为主要职能的社会组织，因此决定了大学既有如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的管理一般性，又有以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为目的之组织的管理特殊性。前者决定了大学校长同样具有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这些管理基本职能，这已经反映在上述关于大学校长主要工作精力调查的统计结果中。而后者，则决定了大学校长的工作重点必须立足于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这类核心问题的解决。根据大学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以及我国大学校长管理现实相结合，我以为对大学校长而言，不能囿于管理的一般职能讨论他们应该具有哪些具体的管理事务，还应当从大学这一特殊组织的属性出发，从管理哲学理念的高度考察大学校长在治校中的作用，这种考察是我们认识到大学校长更应当做好如下的工作：
其一 ，确定大学的使命和目标。大学使命是大学组织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人们对大学应有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认定。有时它完全以大学的宗旨、目的和理想表现出来。任何社会组织，不论其大小都应当有自己的使命，并在使命确定的基础上，确定组织的目标和任务。对大学校长而言尤其是使命尚不清楚的大学，其首要任务就是在大学的历史和发展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为大学选择和确定大学的使命。其次，由于组织是一种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设计的工具，大学亦无例外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目标。为此，大学校长要从社会的需要和学校的现实可能出发，为大学选择和确定长、中、短期的发展目标，目标的制定就是对大学的规划。目标既是对大学的定位又是大学现实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大学目标的实现组织起来的，没有目标就无所谓管理也无从管理。如果说大学的使命决定大学是什么，是大学的方向所在以及凝聚大学成员的价值取向、精神力量；那么大学的目标决定办什么样的大学，是使大学具有内部一致性，有效管理大学这样一个以学科专业划分组织，其成员的劳动特点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之复杂组织的基本依据。所有大学都要根据自己的使命和发展目标，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办学定位。试想，大学是什么？你的大学应该干什么？对此都不明白，大学何从去？哈佛大学之所以卓尔不群为世界大学的学术领袖，因为她始终坚持：探求真理和学问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剑桥大学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她从未放弃自己，“通过追求国际最高水准的教育、学习与研究，从而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使命和“思想和表达的自由，避免歧视”的核心价值。伦敦大学的使命是这样确定的：作为欧洲一流大学，伦敦大学通过各个学院及其中心机构为世界提供质量优良和范围广阔的高等教育机会并从事世界水平的科学研究，重视为那些由于宗教或性别背景而受限进入大学的人开放大学教育，为许多无法获得大学学位及进入英国及其联邦的大学机构学习的人提供教育机会并发挥先锋作用。蔡元培先生之于北大功大莫蔫，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旧北大重新定位，确定了北大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并将学与术加以区分。就当前而言，我国相当数量的大学并未从所担负的人类社会责任、所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大学发展规律、自身的办学历史和条件等来讨论并确定自己大学的使命和目标，例如
有的大而不当动辄就是著名大学、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定位，有的非研究型、综合性、博士教育不干，有的明明存在太多诸如师资数量及其水平有限、办学实力和条件低下、经费严重不足等等短板,却偏偏不惜代价举巨债拼命加长“圈地扩校、大修特建豪华楼馆”这些与其水平、规模极其不吻的木桶之板。这些过度的投资很可能会成为大学未来毫无效益的沉没成本和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凡此种种以及我国许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出现高度趋同化、盲目攀比、个性缺乏以及办学的因人事变的随意性，无不与这些大学缺乏对自己大学科学的认识相关。由于缺乏明确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也就无法坚持既定的办学目标和发展方向。于是，大学校长必须集中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首先去研究和确定大学的使命和目标这一关乎大学生存和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
其二，关注并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大学最重要职能是培养人,由此决定了大学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和以学生培养为核心任务的教育理念。每逢开学典礼，耶鲁大学的校长对要对新生将这样一句话：你们就是大学。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马克思主义永恒不变的最高命题，就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培养人的机构大学更应如是，关心的主题是人，工作的中心是育人，必须将学生的全面发展视为自己必须集中精力的社会责任。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认为：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根据对大学的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和马斯洛的这一观点，大学校长一个最为重要的责任就是关注并解决人的发展问题，这项工作要求大学校长必须认真思考并解决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大学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才能培养好这样的人？为此，大学校长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诸如“学生究竟想从大学生活中获得什么？学生进入大学的基本需要是什么？大学能够给与他们这些需要的满足？大学是否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应有权利？如果不能，在他们身上又会发生什么问题？”等一系列关于学生成长成才的发展问题。
二、谁来培养学生亦即谁有资格贵为人师？大学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的学术声誉和人才培养质量取决于教师的水平，因此追求教师队伍的整体优秀是大学优秀的逻辑前提，当然也就是大学校长最应费心尽力的人事责任。尤其是一流大学的校长无不认识到自己这一责任的重要性。诺贝尔生物奖得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巴尔的摩被问及“加州理工学院何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他说很简单只有两句话:一是把世界最一流的人请来;二是给他们最充分的支持和条件。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认为当好校长其实很简单，只需做到两点：选贤任能和确定当务之急。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说，他主要干三件事：
一是聘请世界一流的教授；二是任用一流的院长；三是筹集办学经费。在美国大学管理高层流行这样一句话：聘请最好的教授并使他们愉快地工作。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先生等著名校长其治校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成就，无不得益于他们重视教师的作用并在延聘优秀教授上倾注了大量的心智。如果大学不能或不愿解决好关于学生发展和教师优秀的基本问题，大学就不会产生努力于关爱学生和尊重教师的自觉，也就无法履行好甚至可能背离大学应有的使命和属性，忽视了学生和教师或在他们的问题上不作为，大学也就不再是大学了。
其三，组织整合和制度建设。巴尔的摩校长认为“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行机制”，由于加州理工学院已经建成了科学的运行机制，因此作为科学家校长，他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去管理校务。大学组织的所谓运行机制其实就是大学组织的构架及大学制度共同对大学发生引导、规范、控制作用的结构性合力。大学是个理性的组织，理性组织的特征就是该组织构架的合理性和制度管理。从管理的实践来看,管理是一种组织协调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人财物等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把组织内部的各部门和各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具有统一精神和物质力量的、有序的结构，部分能和整体联合起来的有机体。管理这一复杂过程其实就是组织的整合过程，而经整合的组织才是一个有机构成的整体。相对企业等其它组织而言，由于大学规模的庞大和学科分工的原因，大学内部的任务、权力及资源不得不相对分散。当然这种任务和权力、资源的分散，还部分来自大学内部成员的工作性质和个体智力劳动特征所必须的学术自由和教授治学的原因.但是，正是这种任务、权力和资源的分散，产生了有人指称的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也正是这种分散使得大学各学院系科和部门的负责人很难了解和把握学校的全局，也不会站在学校全局的立场上考虑学校的整体利益、长远发展等问题。为了使大学更像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有机整体并且使大学所有成员及各部门都能自觉于这个目标的努力，大学校长就必须负起统领及整合这个组织的领导责任，校长必须在使大学各部门、各成员在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下更加相互依赖，使之具有整体一致性性。不可否认，在大学这个复杂的有机组织中，由于其学科专业的众多、任务的多样、人员的独立、信念的繁杂等因素的客观存在，使得大学的整合遇有很大的困难.克拉克．科尔甚至认为
那些多元化巨型大学并不是一个社群而是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社群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的综集。而这些社群还不同于中世纪大学的社群有共同的利益，它们有自己的灵魂和原则，互相之间甚至还发生矛盾，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大学校长在把许许多多的学科专业结合起来，把许许多多的专业人员凝聚起来，把许许多多纵横交叉的松散组织联系起来的大学组织的整合过程中遇到更多的困难，当然也使得大学组织的整合工作更为重要。大学若不能整合为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富有效率的有机整体，大学组织的各部分及其成员就是自行其是、毫无秩序可言的乌合之众，不仅发展不成可能连生存都是严重的问题。为此，从大学学术生机和管理效率有效结合的视角设计、整合大学的各类机构及科学合理地配置人财物资源，只此，大学校长才能确保大学健康、高效运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何谓制度？任何一个组织系统控制其子系统及其成员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任何社会或任何事业、任何组织其高度文明高度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观念理性的指导和制度法规的制约。大学组织的整合及其整合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制度及其所创造的制度环境的保证。尤其是在大学办学条件日益改善的当前，大学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对大学的发展而言，比仅仅强调占有充分的人财物资源更为重要。大学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的竞争，没有良好的合乎大学发展和办学规律的制度作保证，大学即便一时拥有雄厚的人财物资源，也不能成为有质量的好大学。大学制度主要涉及两大内容：一是通过制度建构确定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以充分体现大学学术组织的基本属性，实现大学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二是规范大学组织及其个体的行为，提高大学管理运行的效率。大学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是一个既有学术理性、民主理性又有效率理性的公共组织。理性组织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而制度是为了最有效地达成预定目标而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行为逻辑即规范。大学是需要规范结构即制度保障的组织。大学组织由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成员及组织制度四大要素构成，在这个大学组织模型中，尽管各组织要素彼此都有关联，但制度是维系组织成员在一定组织结构关系中共同努力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组织保证，这就是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哈佛大学以培养世界一流人才最为著称，其人才培养制度亦即教学制度的创新和改造自昆西1829年出任校长来就不曾中断过。继昆西校长极力扭转了哈佛大学的办学方向，大力倡导重视理科教学并创建了理学院，从而使自然科学在哈佛受到极大重视后,查尔斯.埃利奥特校长坚持了哈佛以课程改革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创立了自由选课制，从而把哈佛这所曾并无多大影响的专科学院带入了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埃利奥特校长的后任劳伦斯·洛韦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又建立了既能确保专业深度又能拓宽知识广度的“集中于分配课程制”,科南特校长则极力推行了普通教育制度,德里克·博克校长及陆登庭校长则为哈佛教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因此，德里克.博克校长在350周年校庆时指出：哈佛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套组织高等教育的方法。即一套不断创新的方法，这套方法就是制度。哈佛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良好制度的结果。大学的常新无疑得益于其校长创新的办学理念，但再好的办学理念都必须转化为具有治校法规效力的制度方可对大学之治发生根本作用。当前的大学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和制度老化。譬如，
我们缺乏规范大学整体行为的《大学章程》或《大学法》，缺乏有利民主治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协调配合的机制，缺乏科学配置和管理大学各类资源的制度体系，缺乏有效且合理的人事聘用、评价、晋级、奖惩机制，教学制度也陈旧不变未反映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凡此种种，无不影响和制约了大学的发展进步。因此，大学校长必须认识到，凡大学之进步，最终都是大学制度之进步所使然。而制度建设、制度改造、制度完善的责任在校长。
其四，选择和营建优良文化。文化管理学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管理是一种工作,一种实务，还是一种学术，一种文化。关于管理是种工作及实务，勿须多言，指管理是项会产生实际效果的实践活动；关于管理是种学术的观点，主要在于说明管理也是项需要理性参与的认识活动；而关于管理是种文化的说法，则在强调管理是孕育人类文化并始终受到各种文化影响而发生的组织活动。德鲁克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文化分析审视大学校长作用的角度。何谓“文化”？连文化学家也承认它是个难以定义的概念。有时它大而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有时又小而到是“智力的发展、心灵的发展”。我们倾向美国文化学者拉里·萨姆瓦（Larry A. Samovar）等人对“文化”既概括又具体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得的”（〔美〕拉里．A．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 陈南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8. 28）。文化是人们生存的环境、形式，并使人们在下意识之中受其限制而趋于特定的作用和传通模式。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文化属性的系统。但以往人们多从学术文化的视角讨论大学的学科文化问题，缺乏从管理文化切入的大学文化讨论，其实后一种讨论更有利治校者从宏观上牵住大学管理的“牛鼻子”。若从管理的角度考察,大学文化是由含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所需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在内的物质文化，含学校各种规范性、系统性的规章制度在内的制度文化,含学校成员共有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心理状态、道德情感、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等在内的精神文化，三层面文化合成的文化共同体。它们融为一体互为影响，虽以反映了学校意志、学校传统、学校个性的精神文化为核心，但它们共同作用于大学的方方面面。对外形成大学的社会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对内则影响生活其内的大学成员形成共同的信念，即“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美〕伯顿．克拉克主编. 高等教育新论.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15）,产生组织凝聚力。育人是大学永恒不变的主体职能和职责，而育人的关键就在大学是否形成了育人的优良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的选择、改善和建立，就是治校者的管理之根本、之大事，其治余治。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的最高层人物，其最能觉察大学存在的问题及发展需要，因此他有责任自觉选择和主动选择或营造有利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环境，在文化选择和营造方面发挥他人无以替代的作用。大学文化之重要，很大程度来自大学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和自身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的原因.一旦大学选择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形成了带有强烈的价值选择的精神文化，就会以文化传统的方式对大学发生持久的影响，显示出大学文化特有的历史穿透力。这使我们联想到:当人们置身于斯坦福大学优美古朴典雅的校园并感受到著名学府文化冲击的震撼时，自然理解了老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先生为何在建校之初对斯坦福大学的选址及校园建筑的设计风格如此精心；当我们谈论北京大学时为何总要想到蔡元培先生，说起清华大学时总要浮现梅贻琦先生，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和梅先生的“大师论”，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至今都在影响着这两所大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优秀的大学校长，从不以事必躬亲而留名，但定会以选择和形成富有个性的大学文化而传世。文化管理的功用在于“不治而治”。尽管上述“确定大学的使命和目标”、“关注并解决人的发展问题”、“组织整合和制度建设”客观上都对大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会产生影响，但是本“文化选择和营造”任务的特别提出，旨在强调大学校长必须自觉把大学文化建设视为自己重要责任，通过大学文化的建设和营造，弘扬大学优良的历史传统，形成凝聚大学师生共同接受的价值取向，规范大学成员的行为习惯，形成大学的办学特色，最后达到文化管理之用力最小效果最大的“不治而治”的大学之治。
就宏观考察而言，大学校长应当在上述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四大方面工作并不是各自独立发生作用的，它们虽有独自的内容但彼此互为影响、互为补充、互为强化，从而构成大学校长在治校中作用的整体性。
（出处：《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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