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风采]齐鲁大学简史 [复制链接]

齐鲁大学前身是由美国、英国等教会创办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而成。1916年在北京的美国“罗氏竹花医学社”将北京协和医院的三个班的学生转来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并带来15万元的“协款”。1917年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也迁来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同年，南京金陵大学的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两校师生，也并入济南共合医道学堂。为了适应学校扩充之需要，学校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当时济南市新建门外，建筑校舍，创办新校，学校定名为“齐鲁大学”。1917年9月正式开学，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学生277名，教工53人，其中外籍教职员工36人。校长是英人布鲁斯，经费由英、美、加等国教会支付。齐鲁大学校址，包括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西校区、齐鲁医院。在历经了山东医学院、山东省立二院的变迁，原齐大的建筑，除个别受到损害拆除外，其余均保护尚好，仍在使用中。齐大的建筑以德国、英国、美国的风格为主，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办公、教学、运动、生活分区建设，各种设施完备、耐用，至今不衰。办公楼称之为麦柯密古楼，美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物理楼叫考文楼，化学楼称柏尔根楼，图书馆名叫奥古斯丁图书馆，神学楼叫郭罗神学楼，礼拜堂称康穆礼拜堂。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军逼近黄河，学生无心读书，学校停课。除留下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第二年秋天，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留驻济南的师生在抗战的前几年尚能“平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齐大，外籍教工被押往潍县乐道院关押，其他人解散，学校教学设施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8月，日本投降，齐大师生陆续返校，经过整修，学校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在济南复校。1947年上半学期的在校学生442名，其中文学院105名、理学院123名、医学院203名、医事检验技术专修科11名，教职员工70人。1945年经费3亿元。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极少数人的操纵下，齐大曾将部分人员和教学物资南迁，医学院被迁往福州。济南解放后，齐大经过短时间的修整，由原总务长杨德斋代理校长，重新开课，南迁的师生也相继返校。1949年全校共有学生799人、教师119人。1951年齐大被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根据华东高等学校调整方案，撤消齐鲁大学，文、理两个学院的有关系及部分人员分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校址由山医接收。齐大存在了48年。

齐鲁大学虽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在办学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改善管理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的教育目标能与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相符合。就整体而言，齐大已融入中国学校教育系统之中，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齐大已经“作古”，她留下的那些典雅、古朴、大方、充满了异国风情的校舍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校园一道不可多得的美丽风景。和煦的春日行走期间，似依稀可见“保罗楼”丰盛的早点，教师学生一边“学说英语，分享社交和查经活动”。齐大还聚集了大批文化和教育界的名流，他们共同涵养了齐大的文化精髓。1930年8月，作家老舍到齐大任教，住在南新街一个四合院。在这里老舍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赐传》等。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甲骨文研究大家胡厚宣，在齐大被迫南迁的困难时期，到齐大任教。在这里他潜心钻研甲骨文，著述颇多，出版了《甲骨六录》等多部著作。建国后，胡厚宣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1932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前几年明明德向山东大学捐赠了父亲留下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物。另外还有钱穆、张维华、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1948年，一大批优秀人才走出齐大校园，如医学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宝璋、化学科主任江清、皮肤科主任尤家骏等。但是、齐大初建时，招生和毕业的学生很少，1917—1931年毕业生只有438人。究其原因，一是招生条件过高，高中必须毕业，还要通过党义、国文、英文、混合算学、中外历史、科学六门考试。历史政治系前四届每年只招三四名学生；二是学费过高，学生要向学校缴纳10项费用，每年高达140元，其他杂费还要20多元。也有其他原因，像一个时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长期未能在中国政府立案，影响了学校的扩张。即使如此齐大名声膨胀，学界曾有“南齐（齐鲁）北燕（燕京）”之说，足见齐大功力之深。

现在承其所有的山大，正在对“齐大”的校舍进行整修，力争修旧如旧，保护好这笔宝贵的历史遗产。笔者之见，其整修力度完全可再大，校园里的那些别墅，居住的人多且杂，整体形象遭到破坏。腾出来，“养”起来、或者居住可以，不许乱动手脚，保持原貌。全国诸多高校，拥有山大这样一些不同风格建筑物的不多了。

历任校长

Paul D. Bergen (1904-1915)

J.Percy Bruce (1916-1920)

Harold Balme (1921-1927)

李天禄(1927-1929)

朱经农（1931-1933）

刘书铭（1935-1943）

Edgar Chi-ho Tang（汤吉禾）（1943-1945）

吴克铭（1945-1949）

David Yang（杨德斋）(1949-1952)

简史：

- 1864年，美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s, North）创办了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
- 1884年，英国浸礼会（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在青州创办了一所广德书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
- 义和团运动之后，这两所学校决定合并开办成一所大学。1904年，两校合并，成立位于潍县东关乐道院的广文学堂（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
- 1917年，广文学堂再度改名为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址也迁往济南南关。学校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
- 1951年，学校由政府接管。1952年，撤消齐鲁大学，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并入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

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沿革及历史地位
李茂松

　　座落在历史文化名城——青州市明朝衡王府遗址上的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始建于1885年，经历了三个朝代,跨越了三个世纪，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学校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诞生，初始阶段主要是为基督教传播服务，致使西方医学教育在没落的封建社会里萌生，孕育了齐鲁大学医科。在20世纪前叶，经历了改朝换代、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磨难。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下逐步趋向本土化、民众化、学术化，成为我国医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建国后，是早期的国办专业学校，历经变革，快速发展，目前在山东乃至全国是同类学校中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重点学校。学校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山东医学教育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蹉跎而光辉的百年校史，在山东近代教育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校背景
　　清朝末年的封建社会，锁国政策造成民智闭塞、科技落后，经济以农业为主，教育以封建社会科举制办学为主。英美基督教会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进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将登州等 10个港口辟为外国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游历、通商、居住和传教。基督教从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以行医办学为重要手段。1864年9月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狄考文牧师（Calvin W.mateer）和夫人狄朱莉亚（Julia Mateer）在登州创办登州学堂，1882年发展成为“登州学院” （Tengchow college）,中文名称“文会馆”，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青州是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封建教育很发达的地区。1864年外国教会始到青州传教办学。从1875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仲均安（Alfred G.Jones）开始在青州开办学校。英国浸礼会伦敦总部派出大量传教士陆续来到青州，1883年以前到达的人员有1879年来到的怀恩光（J.S.Whitewerigt）和医学传教士赫伯特．迪克逊（Herbert Dixon）、索阿拜先生（Mr.sowrrby）和特纳先生（Mr.Tumer）等。1883年至1887年到达的有1１人，主要有库寿龄（Samuel Couline）、武成献（James Russell Watson）和夫人爱格妮丝（Agnes）、卜道成（J.P.Bruce）、麦德哈斯特（Medhurst）、施密斯（Smyth）、哈门（Harmon）等。他们在城内办起各种类型的住宿学校和医院，至1898年戊戍变法前在青州已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十四所教会学校，形成了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使青州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热点地区。其中有仲均安、卜道成（J.P.Bruce）、怀恩光（J.S.Whitewerigt）1881年创办的圣经学堂，后发展成为青州神学院，中文校名培真书院，内设师范学校和博物馆；库寿龄（Samuel Couline）夫妇1884年创立青州中学，后成为青州广德书院（Tsingchow Kwang The Shu Yun），发展成一所大、中、小学教育兼全的综合学校；武成献夫妇从1885年开始创办青州广德医院和青州医学堂。在清王朝末年封建社会里，建立这些西方模式的学校，奠定了山东近代教育基础，拉开了山东高等教育的序幕，也为山东最高学府齐鲁大学的诞生奠基。
　　青州早期的医学教育
　　西方教会伴随殖民侵略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目的是进行文化侵略。教会的医药工作是打破中国人的敌视、消除反教情绪最有效的途径。当时青州教会的基础教育已经为开展实业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西方医学是实践性科学，医学教育必须依靠医院来进行，建医院、开办医学教育，是英国浸礼会开展医学传教的重要计划，教会为实施这个计划提前做了多方面的前期准备。
　　青州教会施医所　　据《中华教务杂志》记载，在青州府的医学工作开始于光绪六年（1880），并得到了很快发展 。早期来到青州的英浸礼会传教士赫伯特.迪克逊、索阿拜先生和特纳先生在城乡单独游历行医。光绪八年（1882）外科医生迪克逊在青州主要街道上租房设立“教会施医所”，在这里医病、传道、卖书，并每周两次免费发放药品，生意兴隆，影响很大。通过这些医学传教活动，使千家万户的当地人认识到了西医的神奇。《山东省卫生志》记载此时为青州广德医院的建院时间。这与《青州市志》记载的刘魁清在考院街（今东门街）开设的青州同善堂设立“施医所”是同年，有无相关性待考证。次年，英浸会考虑到实施医学传教计划需要当地人帮忙，施医所招收当地年青的基督教信徒培养助手，选派贺明成等年轻的中国信徒到北京等地接受医学培训，为在青州开办医院和医学堂提前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山东省卫生志》记载，光绪九年（1883）最初的西医教育在青州萌生，以师带徒。
　　青州大英帝国浸礼会施医院附设医学堂　 光绪十年底（1885年初），武成献偕夫人Agnes来到青州。他是位医学学士、理学硕士、哲学博士，他夫人也是位具有医学资职的医学学士。武成献是英国浸礼会山东医学传教团的负责人，派他来山东青州的任务是建医院、开办医学堂、进行医学传教，实施医学传教计划。武成献在青州教会施医所的基础上组建医院，基督教会赐名为“青州大英帝国浸礼会施医院”。武成献任院长，武夫人、麦德哈斯特（Medhurst）、史密斯(Symith)、兰尉光及华人孙思克为大夫，药师贺明成管理药房，当地一位牧师的女儿温女士是武夫人的助手。同时开办医院附设医学堂，招收学业成绩优良的中国教友子弟为学生，以师带徒，授课传业，培养助手。这是青州府的第一家医院和山东的第一家医学堂。武成献一边治病，一边带徒，一边学习汉语。第二年，武成献的汉语已学得不错，全身心的投入到医学工作中去。他们的医术精湛，病人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许多求医的人坐独轮车或骑驴来自很远不同的地方。狭小的医院不能容纳来诊的病人。
　　光绪十三年（1887），浸礼会在青州衡王府旧址西皇城街购置一套房屋做医院。房群分三个院落，居住在里院；中间是座两层楼，楼下设药房和化验室，楼上是为上层人物准备的病房；最前边是个很大的院子，经改建和修缮后设有诊疗室和能容纳100多人的候诊室，还有能提供优良膳宿的30张病床的住院病房，称为男科医院。同时还买下一个相邻的院落，内有两座阁楼，有与男性医院相通的入口，建成有16张病床的妇科医院，由武夫人主管。工作安排是上午治疗住院病人和学生授课，同时求医者在候诊室集合，进门时发给一个木制号码牌。下午1： 30开始逐次被叫到诊室诊治。传教士们向候诊室的人们讲经布道，一直进行到傍晚。周日到周围乡村和临淄、临朐多个传教点去，趁上午信徒们聚会后，下午给于会诊治疗，通常由学生维持会诊秩序，这样进一步扩大医学工作范围。医院门诊量和抓药者每年都在万人次以上，住院病例300多人。施医院与广德书院毗邻，医学堂规模较小，广德书院的教师经常来授课，因此当地人把施医院附设医学堂又称为广德书院附设医学堂。医疗工作开展得很好，平均每月1400门诊病例，有待进一步扩大医院才能满足求医者增长的需求。
　　光绪十四年（1888）是灾难重重的一年，四月下雹雨，五月初四渤海湾发生⒎5级地震，波及青州，五月至八月淫雨成灾，黄河决口，洪水毁坏了房屋和庄稼，接踵而来的是饥荒，一场传染性疾病霍乱大流行，某些地区因此死去的人数占40%以上。灾情泛滥导致的是大量人的死亡，人们再也经受不起这样的苦难。英浸礼会向灾民提供救援物资，武成献邀请英传教士巴德顺博士（Dr.Paterson）和两名女教士来到青州，他们各地奔走，把灾民队伍和灾区的惨状拍成照片，然后到国外募捐。武成献、巴德顺利用从国外募捐的部分款项准备购买地皮扩建医院和医学堂。
　　青州广德医院和青州医学堂 光绪十八年(1892)，医院建成，办公楼一座616平方米、门诊、药房、病房、教室等平房共105间，1570平方米。定名为青州广德医院（Tsingchow Kwang Teh Hospital）,同时成立青州医学堂。增设病床50张，医生20人，看护14人，当时是山东最大的医院和医学堂。
　　青州医学堂的办学宗旨是对青年人在独有一格的基督教的影响下进行教育，造就训练有素的医生，然而又是忠实的基督教人士，为之而付出巨大的努力。同时非基督教家庭出身的青年，只要他们达到了入学标准，为人正派，并愿意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均可录取。医学堂当年招生 14人。讲授主要医学课程的教师是：解剖学由潍县乐道院玛丽、布朗(Mary Brown)和武夫人；生理学由波特博士（Dr.Peter）和潘家川；化学由青州广德书院院长库寿龄博士，药物学由邹平医院的史密斯（E.C.Smyth）和贺明成；治疗学由武成献和夫人等。学生除学习医学等专业知识外还参加神学会的课程学习。学生学习努力，考试成绩令人满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学生毕业11人。武成献夫妇回国休假，医院和医学堂由巴德顺管理。次年，武成献夫妇休假回来，扩建医院，增加了诊察室、手术室、药物实验室、病床增至100多张，同时增加教室、学生宿舍和教学设施。济南美国长老会聂会东博士1897年在《中华医史》对中国医学生总结统计如下表，概括了中国当时西医教育状况。1898年新招生12名。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提出废科举兴学堂。巴德顺派往邹平开办医学堂。早在1891年英浸礼会已在邹平建立传教点和施医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义和团运动爆发，青州民团席卷医院。医院建筑被拆，药品从药房和药库拿走投到井里，器械被抢走，外国人被赶跑，医务人员和学生被驱散，当时还有100多住院病人不能医护，有的病人惊吓而死。七月，山东巡抚袁世凯调军队移防青州，镇压义和团。军队入驻医院，人员和学生返回时医院却成了废墟，医疗和教学被迫停止。袁世凯和许多军官多次来医院，表示道歉，并捐款复建医院。这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内战乱不断，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政局十分混乱。武成献、巴德顺在医院修建期间回国休假，临走前给医院基金会留了一大笔钱用于医院修建。1902年，武成献从英国度假回来，继续他们的医学工作。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尽快的恢复以前的工作局面。广德医院重新开业，胶济铁路开通了，来诊病人来自200里以外。青州医学堂重新开学，学生返回2人进入实习课程。新招生6人。经过义和团运动后，加强了外国教会各差会之间的联合。
　　综合1900年前青州的医学工作：医学工作于1800年开始；1882年设立教会施医所；1883年医学教育萌生，英教会有了建医院和开办医学堂的计划，为做前期准备，派出信徒到外地学习和施医所收徒培养助手； 1885年武成献以施医所为基础成立青州大英帝国浸礼会施医院和附设医学堂；1892年发展为青州广德医院和青州医学堂。青州广德医院的建院时间认定为 1882年，青州医学堂建校时间认定为1885年，时间确切
登州、济南的早期医学教育
登州的医学教育 1883年北美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聂会东博士（Dr.James.B.Neal）与夫人到登州，拟在文汇馆设医科，因设备和人员不足未能如愿，便在东大寺院内租了几间不太适用的房子，开了一个小型诊所，一部用作教室，招生5名随师学习西医知识。至1890年只有3人坚持到完成学业。同年，聂会东被教会调往济南。
　　济南华美医院医校 光绪十六年（1890），聂会东被差会由登州调往济南协助教会工作，住在济南东关华美街冯夏克（Lsaac l.Van Schoick）开设的诊所里，并招收了5名医学生。美长老会在济南的工作由文璧（Jasper S.mcllaine）牧师管理。1887年为购得东关的一处房产引起一场骚乱，李佳白（Gilbert Reid）牧师被骚乱者打昏了，此案直到1891年才了结。随后才买了一块地建造医院，1892年落成开业。为纪念1891年去世的文璧牧师，该院命名为文璧医院。 1892年聂会东夫妇休假，医院由冯夏克医生负责。医学生被送到沂洲府由章嘉乐（Charles F.Johnson）医生给上课。1893年聂会东回到济南，精力充沛地重新投入工作。文璧医院进一步扩建，称为华美医院，盖起了学生寄宿宿舍，招收了新生，称为华美医院医校。至1902年学生总数20人。
　　青州府和潍县的山东新教大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6月13日在青州举行了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联席会。浸礼会4名代表，长老会3名代表出席会议。讨论了两教会在山东联合举办高等教育的事宜，通过了联办山东新教大学的决议，形成《联合教育工作基础》的文件。联合的主要目的是推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事业。将山东现有的青州培真书院、登州文汇馆、青州广德书院3所高校合并为规模较大的两所学院，即潍县文理学院和青州神学院。同时拟成立一所医学院，地址和经营以后再定。决议对办学目标和方针、董事会章程和职能、资产所有权、教务财政、教员、教学都有明确规定。大学董事会，由6人组成，每个教会各任命3位。大学由董事会管理，职责是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会议；处理财务；向本国教会汇报；推荐校长和副校长；确定教员和教学内容。潍县文理学院归美国长老会，青州神学院与将来成立的医学院归英国浸礼会，使两国教会的资产数量相当，维修保养费用归产权所有方承担。每所学校的支出根据每个教会所送学生的数量由教会分担。两教会在各学院的教员数量尽可能相等。董事会由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德位恩（Llewellyn J.Davies）、韩维廉　（Frank H.Chalfant）和英国浸礼会的仲均安、林惠生、武成献6人组成。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6位董事参加会议。达成了文理学院和神学院的实施方案。关于联合成立医学院的问题，武成献作为医学董事，根据当时无法寻到校舍和集中足够教师的现状，提出了联合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方案，得到了董事会一致通过。青州医学堂和济南华美医院医校联合成立医学院，邹平和沂州也参与教学过程，分别设青州、济南、邹平、沂州4个教学点，学生不固定居所，在不同的教学点完成不同的教学内容。学制定为四年，青州教学点为主校，完成招生入学，教学过程从青州开始，学习一年半后转到济南，在济南学习一年后再分别到四个教学点完成专业课程和实习教学内容共一年，最后返回青州完成毕业考试。青州由武成献主管，济南由聂会东负责，邹平由巴德顺负责，沂州由章嘉乐负责。董事会为学校定名，这所一校四处的医学院称为山东共和医道学堂（Shandu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教学点分别称为：济南共和医道学堂、邹平共和医道学堂、沂州共和医道学堂。
　　潍县文理学院(Wei Hsien Arts and Science College),取广德书院和文汇馆两校名之首字为中文校名“广文学堂”， 1904年由青州和登州两校合并于潍县。数处神学班合并于青州培真书院，校名为青州共和神道学堂（Tsingchow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这三所学院称为山东新教大学　（Shand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中文校名是山东合会学府或山东差会联合大学。同年，青州培真　　书院的博物馆移至济南，易名广智院。怀恩光在济南把博物馆的规模和内容进一步扩大，继续承担着大学社会教育的职责。广德书院迁潍县后中、小学部成为崇实中学。
　　山东共和医道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山东共和医道学堂开始招生，首先将四个教学点现有的学生认定为高年级学生合并于济南开课。新招生13名在青州开学，其中7名是长老会信徒，6名是浸礼会信徒。这13人中有一个死亡，还有一名因学习落后辍学。这个班在青州学习三个学期的医学课程，每个学期5个月。开设的课程是初等物理、初等化学、应用化学、骨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和治疗学等。学生还轮流到药房和病房帮助工作，参加外科手术。学生还要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专业考试除口试外还要笔试。在青州学习结束后转到济南聂会东处的共和医道学堂教学点，第二年再学习其它课程。同时青州开始招收下一届学生。当学生完成专业实习返回青州参加毕业考试。这种办学方式虽有胶济铁路提供交通便利，仍有诸多不便之处。
　　光绪三十二年（1906），校董事会制定了为共和医道学堂在济南建立一所新校的计划。1907年得到英国利滋的罗伯特．阿辛顿（Robert Arthington）遗产组成的阿辛顿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筹建新校。新校的建设由英浸礼会的怀恩光（J.S.Whitewright）和梅瑟斯．哈门（Messrs Harmon）主管。1908年在济南城里南端趵突泉南侧至城墙靠近英国浸礼会所在地购买了16英亩的一块地皮。当年破土动工，建立起包括一栋有教室、实验室、手术室的主建筑称为阿新顿楼，还有诊疗室、学生宿舍、接待室和教师住所的建筑群。所有经费9000英镑全部由阿辛顿基金会拨款捐赠，土地及财产所有权归英国浸礼会。
　　宣统元年（1909），广德医院扩建，建造了新的校舍和医院用房，需要训练有素的护士，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英人劳根（Margaret Faiconer Logan）小姐来到青州广德医院,她1908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是在山东工作的第一位传教护士。劳根护士根据医院的状况提出必须先培养成批护理人员。武成献与劳根小姐开始举办护士教育。1909年是中华护士学会成立的一年，根据中华护士学会的规定，学制定为四年和使用规定的教材。起初，学习护士，学生不容易接受。劳根首先雇佣了几名清洁工，还说服了青州女子中学的基督教徒女孩子为学生。第二年，佛来明博士（Dr.W.Fleming）开始来青州从事医疗工作，认为有必要招收男性护士为病房服务，在他的帮助下招收年轻男性基督教徒来学习护理，这是山东基督教大学最早期举办的护士教育。
　　宣统二年（1910）1月，在济南的山东共和医道学堂新校建设接近尾声，董事会讨论医学教育事宜。山东共和医道学堂通过董事会由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共同管理，为中国人培养教会医生。济南新校美长老会派出3人：聂会东，章嘉乐和1909年来华的舒尔茨，英浸礼会派出拜伦.冯.沃森（Baron Von Werthern）。聂会东被选为新校的校长。在此之前聂会东是济南华美医院的院长和济南共和医道学堂的校长。山东共和医道学堂从1903年至1910年的校长是武成献，1910年后山东共和医道学堂的校长才是聂会东。新校建筑尚未完工，聂会东于1910 年3月25日就搬入启用。正式竣工典礼在1911年4月17日举行，山东巡抚孙宝琦出席并捐银千两。这标志着山东基督教共和医道学堂四校开始合并，主校迁至济南。起初，济南并没有足够的教师，仅有一个诊所，急需一座医院训练学生。沂州医学堂1907年停办，邹平医学堂因巴德顺1909年休假停办，后期教学仍由青州承担。英国浸礼会为了建设医院，把已在山西传教5年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巴慕德博士（Dr.H.Balme）于1913年调到济南，由他主持，英国浸礼会出资修建医院共和楼和门诊部。1914年3月动工，1915年9月27日落成，山东督军靳云鹏出席开工和竣工典礼。新建医院的财产权归英浸会所有。自山东共和医道学堂有医院后，教学才完全从青州转到济南。1913年，劳根被英浸会从青州调到济南。1914年劳根从青州广德医院护士学校要走三名护士毕业学生和带走几名有护理经验的清洁工去了济南为助手。1915年在山东共和医道学堂开设护士培训学校。她工作至1929年调往周村抚育医院。
在青州，自1911年山东共和医道学堂迁址济南新校，搬走的仅仅是医疗专业，护理专业教育仍在青州继续进行。校名更为青州广德医院护士学校，继续举办护士教育，连续办学至今。
　　齐鲁大学医学院
　　齐鲁大学的诞生 宣统元年（1909）1月，在董事会例会上修改了当年联合文件的条款，欢迎其他差会具备一定条件可参与联合教育。董事们投票通过把山东新教大学改称为山东基督教大学　（Shandung Christian University），中文名称从山东合会学府改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
　　美国东方教育委员会主席是芝加哥大学的巴顿教授（Ernest D.Burton）于1909年访问中国时，提出山东基督教大学的校址问题。校务委员会决定把大学集中到济南来，得到山东的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的批准后送到英美董事会，很快获得批准。1911年1月校务委员会任命一个5人委员会制定搬迁计划和在济南寻找合适地点。校务委员会批准购买城外南郊毗连城内新建医学院的74英亩土地，与占地16英亩的医学院和广智院连成一片，怀恩光为购买土地作出不懈的努力。路思义1912年初回美国募捐，直到1915年才回来，募得经费足以动工兴建校舍。英国浸理会已为神学院迁到济南募得8000英镑筹款。 1914年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医学的资助。从芝加哥请了3家公司来负责建筑事物，法罗斯专程来中国，在济南得到负责建设医学院的传教建筑师佩利姆（G.H.Perriam）的协助。路思义1916年搬家到济南监督工程。建筑楼顶保持中国的斜线风格。主要建筑有麦考密克（Me Cormick）行政大楼、康穆堂（Kumler）、柏尔根科学楼、狄考文教学楼、奥古斯丁（Augustine）图书馆、葛罗神学院楼、佛兰比村（Follansbee）中国教员公寓、兰那德　(Leonard)女生宿舍、圣保罗宿舍和大学教堂等。
　　1915年，由于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校名使用过于累赘，因此1915年校务委员会批准以“齐鲁大学”作为非正式用法的校名，英语拼写为CHEELOO，意思是齐鲁地区的大学。
　　1916年2月18日，卜道成当选为齐鲁大学校长，路思义当选为副校长。波特接替卜道成任神学院院长。德位恩继续任文理学院院长。聂会东仍是医学院院长。巴慕德博士是医院的院长。
　　1916年10月北京协和医学院的65名学生和教员惠义路（Edwin R.wheeler）从北京合并济南；1917年2月金陵大学的14名医学生合并于济南；1917年9月汉口医学院的纪立生（Thomas Gillison）率12名学生加盟于济南，联合教育扩大了。
　　1917年9 月，青州共和神道学堂和师范学校、潍县广文学堂迁至济南，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正式更名为齐鲁大学。山东共和医道学堂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青州共和神道学堂成为齐鲁大学神学院。潍县广文学堂成为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广智院成为齐鲁大学社会教育科。齐鲁大学时为全国最大的大学之一。
　　青州共和神道学堂迁济南后，在原校址成立守善中学。建国后守善中学和崇实中学成为益都师范，现为潍坊教育学院。潍县广文学堂迁济南后，在原校址成立文华中学，后成广文中学，现为潍坊二中。这些后继学校与前的相关性有待考证。
　　齐鲁大学医学院至今的办学 自1917年建校，历经民国时期政局的变迁、战局的动荡、时局的翻覆，曾受太平洋战争局势的影响逃亡成都，蹉跎岁月中迂回发展，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逐步趋向本土化、学术化，沿革至建国初的记载都很清晰详全。建国后，1951年1月，由人民政府接管齐鲁大学；1952年9月，改称山东医学院；1985年4月，改名为山东医科大学。

医学博士聂会东（James Boyd Neal, M. D.）

　　1883到登州，续办医院，兼办药房，并培养了6名学生，日久皆能独立治病，这些学生后来随他一起去了济南。蓬莱长老会医院在他主持期间，“日渐发达”，本来他有意在文会馆内开办医学专业，但设备及其他条件限制，未能如愿，遂选择了省城济南作为其施展才华之地。到济南后，负责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医疗事业，后出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1919 年任齐鲁大学校长，1922 年因病返回美国。

From Wiki:
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是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差会联合开办。

历史

1860年代初，来自美国北部的美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s，North）差会在登州府城（蓬莱）建立了在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传教基地（后来山东省一直是美北长老会在华最重要的传教区）。1864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1836年-1908年)到登州（蓬莱），在这里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

在山东省传教的另一个重要差会是英国浸礼会（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75年，英国浸礼会将传教基地从烟台迁到青州。1884年，在青州创办了一所广德书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

义和团运动之后，这两所学校决定合并开办成一所大学。1904年，两校合并，成立位于潍县东关乐道院的广文学堂（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

1917年，广文学堂再度改名为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址也迁往济南南关。学校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

1951年，学校由政府接管。1952年，撤消齐鲁大学，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并入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

综述

齐鲁大学前身是由美国、英国等教会创办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而成。1916年在北京的美国“罗氏竹花医学社”将北京协和医院的三个班的学生转来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并带来15万元的“协款”。1917年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也迁来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同年，南京金陵大学的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两校师生，也并入济南共合医道学堂。为了适应学校扩充之需要，学校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当时济南市新建门外，建筑校舍，创办新校，学校定名为“齐鲁大学”。1917年9月正式开学，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学生277名，教工53人，其中外籍教职员工36人。校长是英人布鲁斯，经费由英、美、加等国教会支付。齐鲁大学校址，包括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西校区、齐鲁医院。在历经了山东医学院、山东省立二院的变迁，原齐大的建筑，除个别受到损害拆除外，其余均保护尚好，仍在使用中。齐大的建筑以德国、英国、美国的风格为主，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办公、教学、运动、生活分区建设，各种设施完备、耐用，至今不衰。办公楼称之为麦柯密古楼，美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物理楼叫考文楼，化学楼称柏尔根楼，图书馆名叫奥古斯丁图书馆，神学楼叫郭罗神学楼，礼拜堂称康穆礼拜堂。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军逼近黄河，学生无心读书，学校停课。除留下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第二年秋天，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留驻济南的师生在抗战的前几年尚能“平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齐大，外籍教工被押往潍县乐道院关押，其他人解散，学校教学设施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8月，日本投降，齐大师生陆续返校，经过整修，学校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在济南复校。1947年上半学期的在校学生442名，其中文学院105名、理学院123名、医学院203名、医事检验技术专修科11名，教职员工70人。1945年经费3亿元。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极少数人的操纵下，齐大曾将部分人员和教学物资南迁，医学院被迁往福州。济南解放后，齐大经过短时间的修整，由原总务长杨德斋代理校长，重新开课，南迁的师生也相继返校。1949年全校共有学生799人、教师119人。1951年齐大被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根据华东高等学校调整方案，撤消齐鲁大学，文、理两个学院的有关系及部分人员分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校址由山医接收。齐大存在了48年。

齐鲁大学虽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在办学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改善管理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的教育目标能与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相符合。就整体而言，齐大已融入中国学校教育系统之中，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齐大已经“作古”，她留下的那些典雅、古朴、大方、充满了异国风情的校舍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校园一道不可多得的美丽风景。和煦的春日行走期间，似依稀可见“保罗楼”丰盛的早点，教师学生一边“学说英语，分享社交和查经活动”。齐大还聚集了大批文化和教育界的名流，他们共同涵养了齐大的文化精髓。1930年8月，作家老舍到齐大任教，住在南新街一个四合院。在这里老舍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赐传》等。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甲骨文研究大家胡厚宣，在齐大被迫南迁的困难时期，到齐大任教。在这里他潜心钻研甲骨文，著述颇多，出版了《甲骨六录》等多部著作。建国后，胡厚宣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1932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前几年明明德向山东大学捐赠了父亲留下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物。另外还有钱穆、张维华、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1948年，一大批优秀人才走出齐大校园，如医学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宝璋、化学科主任江清、皮肤科主任尤家骏等。但是、齐大初建时，招生和毕业的学生很少，1917—1931年毕业生只有438人。究其原因，一是招生条件过高，高中必须毕业，还要通过党义、国文、英文、混合算学、中外历史、科学六门考试。历史政治系前四届每年只招三四名学生；二是学费过高，学生要向学校缴纳10项费用，每年高达140元，其他杂费还要20多元。也有其他原因，像一个时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长期未能在中国政府立案，影响了学校的扩张。即使如此齐大名声膨胀，学界曾有“南齐（齐鲁）北燕（燕京）”之说，足见齐大

功力之深。

现在承其所有的山大，正在对“齐大”的校舍进行整修，力争修旧如旧，保护好这笔宝贵的历史遗产。笔者之见，其整修力度完全可再大，校园里的那些别墅，居住的人多且杂，整体形象遭到破坏。腾出来，“养”起来、或者居住可以，不许乱动手脚，保持原貌。全国诸多高校，拥有山大这样一些不同风格建筑物的不多了。

历任校长

Paul D. Bergen (1904-1915)

J.Percy Bruce (1916-1920)

Harold Balme (1921-1927)

李天禄(1927-1929)

朱经农（1931-1933）

刘书铭（1935-1943）

Edgar Chi-ho Tang（汤吉禾）（1943-1945）

吴克铭（1945-1949）

David Yang（杨德斋）(1949-1952)

《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父子与胶东半岛

　　世界上当今最有影响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竟然出生在山东蓬莱，第一次得知此事时，惊讶不已。继之，读了在美国晚年定居的一位长者的文章才对卢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凑巧的是，去年有一位同志向我所在的出版社投书，说要翻译一本名叫《卢斯和他的帝国》的英文书。拿来一看，正是《时代》杂志创办人卢斯的传记。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写信去美国，与卢斯的儿子亨利三世（现任卢斯基金会主席）联系。他在回信的同时，寄来一些有关，《时代》公司和他父亲的书。其中有一本是他爷爷的传记??《路思义传》，书中详细记述了第一代享利卢斯（他们爷孙三代都取名亨利）早年来山东烟台地区传教与办学校的经历。就是这本书萌发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念头。因为它告诉了我们许多过去的事情：这些事情既发生在我们的故乡胶东半岛，又发生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这些事情也是我们在前些年那个极左时代所不可能知道的。在今天的对外开放形势下，了解一下我们胶东地区在历史上曾与世界发生过联系，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是大有好处的。

　　虽然卢斯出生在蓬莱，但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在美国，故此文着重写他父亲路思义（来华之后起的中国名字）一生的事迹，附带介绍一下卢斯。

亨利温斯特卢斯1868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市郊。父亲是一个杂货批发店主，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亨利的童年时代正是美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时代。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国内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1869年，横跨美国东西大陆的铁路已经修通，而东部地区，铁路早已形成网状。1870年，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成立，十几年间发展成在国际间进行贸易的大托拉斯。成立于1873年的当今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的前身??卡内基钢铁公司，到1894年已拥有能炼110万吨钢的冶炼能力，相当于美国当时全国炼钢能力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的各项技术发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44年，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继之在1880年和1882年发明了灯泡和电影。 1870年时，美国的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胜利地向英国的领先地位挑战。到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大约占世界的30％，英国只占20％，而德国占17％，法国占7％。

　　宾夕法尼亚州是当时美国东部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基地。1859年在该州得塔斯威尔附近最早钻探出石油，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早先就是在宾州起家的。美国最大的“钢城”匹兹堡也在该州。所以，路思义的童少年时代是在一个丰实多采的工矿、机械和商业环境里度过的。斯克兰顿位于宾州东北部，是一个著名的无烟煤产地和工矿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科学技术思想不能有对路思义有着深深的影响。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农业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那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模式之中。胶东半岛地区更是如此。

　　1888年春天，路思义考上了耶鲁大学。当时美国的院校里充溢着一种开拓和走向世界的意识。因为由于经济上的腾飞，使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已不满足于偏于一隅了。但此时，世界上的殖民地已被老牌帝国主义瓜分割尽，美国于是提出了“门户开放”和“利益均匀沾”的口号。美国当时的对外拓张不外是两方面：经济贸易拓张和文化拓张。经济方面的活动由商人们来代表，文化方面主要是由传教士来体现的。因此，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路思义后来的来华传教，是挟裹在当时美国的文化拓张大潮之中的。

　　但是，对传教士的认识决不能仅限于宗教目的。一方面，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科技文化和人文科学的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既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又是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的先驱和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对此做具体的分析。

　　路思义上大学期间，学校里掀起一个到国外传教的“学生志愿者运动”。卢斯的一个好朋友皮特金是积极分子。卢斯很受他的宗教热情的影响，但在毕业之前，他心中主要的念头是毕业后回家当律师。

　　1892年，临毕业时，路思义改变了主意，决定把一生献给传教事业。他和皮特金、埃第三个结成一个核心，共同进纽约神学院学习，为去东方传教做准备。

　　1897年6月1日，路思义和伊丽莎白斯结婚。她是一名青年基督教会的会员。耳朵有点聋。同年9月5日，这对新婚夫妇受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的派遣乘火车从宾州启程。13日到达西海岸城市温哥华，在那儿乘上“中国皇后”号客船前来中国。“中国皇后”号装备十分良好，横越太平洋只需半个月的时间。当轮船到达日本横滨时，他们下船逗留了两个星期。日本是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这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印象。但同时也感到了整个日本国民中渗透着一股去征服去占有的残酷无情的意识。他们参观了一些佛教圣地，使路思义对东方的宗教第一次大开眼界。

　　10月13日，亨利夫妇在神户上船，此船名叫“盖尔人”号。第二天，轮船来到一片风光如画的海面上：一座座绿色清秀的小岛不时出现在左右两侧，如一颗颗明珠点缀在碧蓝的大海上。上方，天空明净、蔚蓝；下面，大海一碧如洗。这景色给初次航海的路思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第三天下午，他们驶入了一个不同的天地。天空转为灰黄，海水变得暗绿，后来变成混黄。一此中国乘客走上甲板，嗅出了他们熟悉的味道。这气味告诉他们：旅程就要结束了。

　　第四天上午，在阴云低垂的天空下，“盖尔人”号驶进宽阔的扬子江口（长江口），在江心抛了锚。在一片昏暗的迷雾里，乘客们登上了一条散发着臭哄哄气味的小型客轮。然后，小客轮载着旅客 “突突突突地驶进江水更加混浊的黄浦江。黄浦江里布满了各式各色的中国帆船，有的靠岸抛了锚，有的正张着风帆驶出黄浦江。路思义初次看到这种东方式的帆船心中感到十分新奇。江两岸零零星星地座落着一些用土垒起来的茅草房子。一些人影移动于岸上，这时，享利和伊丽莎白斯第一次见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

　　在客轮快要靠码头时，数十只小舢板围拢了上来。舢板上是一些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的乞丐。他们之中有衰弱的老人，有抱着赤裸的孩子的妇女。他们伸出手来，大声向客轮上的旅客喊着，要求施舍，同时他们又互相咒骂着，拼命地让自己的船争抢个有利位置。

　　所有这一切：低沉的天空，混浊的江水，迷蒙蒙的细雨，霏霏的雾气，乞丐们的争挤和喊叫，以及到处弥漫着的污物散发出的臭气，组成了一副凄惨、悲哀和令人迷惑的景象。

　　汽轮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江面，最后靠上了海关码头。大多数的旅客下船后都有人前来迎接，唯路思义夫妇??这一对新来乍到的异乡人，第一次尝到了他乡异客、孤苦零丁的滋味。

　　在上海住了几天后，路思义夫妇登上一条北上的小汽轮。三天之后，他们绕过了山东半岛，贴着海岸驶向西边的芝罘（即今天的烟台）。芝罘此时已经发展成一个初县规模的沿海贸易港口。美国的亚洲舰队当时就停泊在这里。

　　他们的汽船在离岸很远的地方就抛了锚。旅客和行李是由小舢板运上岸的。小舢板也不能完全靠岸，而是停在离沙滩十几米的海水里。两个身强力壮的“苦力”涉着水走过来，让路思义夫妇坐到他们汗漉漉的肩膀上，像驮孩子似的把他们驮到岸上。就这样，两个年轻的传教士踏上了山东的土地。

　　在岸上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山东东部长老会的领导人柏尔根。几分钟之后，他们来到毓璜顶山下的传教士住所。第二天早晨，他们开始向登州城出发。

　　他们对自己乘坐的这种交通工具充满了新鲜感。这种轿子叫“轩子”，前后伸出的两条轿杆由一前一后的两头骡子抬着。一个骡夫照顾于左右。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这趟两天的旅程。

　　一路上，他们被周围的异国风情深深地吸引住了。最深刻而生动的印象是一座座数不清的坟头。（这是在美国见不到的，西方人的坟基没有圆丘顶坟头）这些被深秋的枯草覆盖着的坟包遍布在周围的田野上。它们沉默无语，纪念着从历史的黎明时分就生活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的世世代代伟大而勤劳的山东人民。偶而他们还看到一些男男女女在坟前磕头、烧香。

　　穿过福山境内的古现，当他们登上一座高地来到蓬莱境内时，他们发现左边是一片层栾迭嶂的群山，右边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大海，无数个星星点点的小村庄分布在这块高低起伏的川原上。这些小村庄的规模都十分小，多则几十户人家，少则几户。例如他们踏入蓬莱县境内的第一个村庄张老沟当时仅十几户人家。张老沟曾是官府驿道上的一个驿站（也叫急递铺）。古代时，官家的公文丞件主要靠各驿站的邮差骑马急驰传送。不过这种驿站到清代时已被裁废。过了张老沟就可看见我小时候长大的故乡范家村了。当时估计也就二十几户人家，依山落草而立。

　　我小时候在家时就常听人讲，老辈子时，东上那条道是条大道（官道），经常奔走着官兵商旅等络绎不绝的人。自从三十年代吴佩孚修了烟台到蓬莱的公路之后，这条古驿道就衰落下来。张老沟和范家村也就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毫无疑问，路思义夫妇当年就是走着这条道去蓬莱的，我的家乡范家村肯定有人看到了这两个红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

　　有时他们穿过正在赶集的村庄，穿过那狭窄而拥挤的街道，发现人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盯着他们两位穿着古怪的不知从哪来的“人类”。

　　傍晚时分，在轩子上颠了一天的亨利夫妇来到一个村子上的一家小旅店里住宿（估计是蓬莱县的巨峰村）。这是一次新奇而异常的经历，一惯好挑毛病的伊丽莎白斯发现这不仅是令人厌恶的，而且甚至是可怕的。到处是蜘蛛网和尘土。把铺盖往炕上铺下时，她简直不愿上炕。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上路了。这是一个少有的阳光明丽的晴天。当太阳西沉时，他们远远地望到了目的地登州城用石头垒起来的高大的城墙。当他们接近登州城时，低低地贴近地面的太阳突然迸发出鲜红的光芒，这霞光映得大地五六色，登州城此刻在他们眼里就象一座高耸的天国，金碧辉煌，巍峨壮观。那高大的城堞焕发着熠熠光彩。这一景象美丽极了，他们终生都难以忘记的这一时刻。

　　这时，一个骑着白马的传教士飞奔而至，前来迎接他们。然后，他们穿过拱形的城门洞，走进城里。骡子的铁掌踏在古老的用旧磨石铺起的街道上，嗒嗒作响。街道既窄且脏。两边是一排排数不清的小店铺，许多摊子上的货物是两位新来者从未见过的。但有一点是路思义夫妇所有领会的，即每家店铺的临街柜台上都放着一个大热水壶和一些茶杯，它使人感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一些在黄昏时分凑在一起聊天和玩耍的妇女，这时也发现了她们新奇的观察物??一个女“洋鬼子”，因而盯着伊丽莎白斯窃窃私议。

　　后来，轩子终于在一所观音庙前停住了。他们到“家”了。黑暗笼罩了中国的“仙境之城”蓬莱，一股真正的思乡之情也蓦然涌上他们的心头，涌满他们全身。是啊，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已经离开美国??自己真正的家乡??两个月了。

　　路思义来华的这一年（1897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蕴酿着大动乱的一年。各种变乱的因素都躁动于社会内部。对中国人来说，山东是一个神圣的省，因为它是孔夫子和其他先哲圣人的故乡。山东人民也以体格魁梧高大风度儒攻雅沉静而著称。也许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太重，山东人不免也有点保守和固步自封。

　　登州是胶东半岛的名城重镇。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就来到登州。当路思义到登州时，在那些老传教士当中当推两人最为著名：郭显德（Hunter Corbett）和狄考文(Calvin Mateer)。他俩象一个大家族的长辈似的领导着登州和烟台地区的美国长老会，而美国长老会此时是山东基督教差会中最大的一个，1891年已有五个教区：登州、烟台、济南、潍县、沂州。郭显德和狄考文也都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他们俩1863年自纽约搭乘一艘载重仅900吨的货船，越过大西洋，经好望角，历160余天抵达中国上海，后转途烟台。

　　郭显德（183？?1920年）中学毕业后入杰佛逊和普林斯顿两所大学（皆与哈佛和耶鲁齐名）学习。毕业后，决心来中国传道。自1863年来烟台到1920年去世（葬于烟台毓璜顶），将近60年间活动在胶东半岛地区。

　　狄考文（1836?1908年）原美国何所大学毕业不详。他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08年病逝于青岛后，也葬于烟台毓璜顶。狄考文少年在宾州的乡度过，熟悉木工和铁匠等技术，对于农具的修理保养也无不晓。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登州建房造屋、自设工作部、机器室、训练工人、教导学生都有着极大的帮助。1864年狄考文到达登州后，和比他先到的一对传教士夫妇一起找了一所破观音庙，办起了一起小学校。狄考文不同于其他传教士的最大特点是：不一味传道说教，而是把西方的一些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传到中国来。看到胶东地区一些贫困落后的情况他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能造福于山东人民，帮助穷人过好日子。1868年他特意回国进医学院，学习一般外科简便的手术，并购回大量的药品，其中以防霍乱的药为主。当时中国除了战乱以外，每年夏秋之际流行的霍乱是最大的威胁。在教学过程中，他和他的中文老师邹立文（可能是平度人）合作，将西方的数学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行销全国各地。阿拉伯数码在中国最早的引进就是由狄邹二人合写的数学书开始的。我大学毕业写论文时（内容有关东西方文化比较）曾从李俨编写的《中国数学史》上引用过这段史料。

　　狄当时担任长老会登州教区的主任牧师，除教书外，假日和周末都到周围的乡间去传教。

　　1877年，是小学校建校的13周年。第一批学生毕业（学制服十二年），仅三年。毕业生已读过物理、化学、动植物和天文学等。

　　1884年，学校的大学部正式开课，取名叫“文会馆”。至此，在中学卒业的学生已超过200余人。

　　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在大学部开办后的第三年，狄考文的工作房和理化室也大体完成。在设备方面有：锅炉、蒸汽炉、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镟订床、电镀设备、磨光机、螺丝机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物理室有一些必要的设备仪器以供教学试验用，还有化验室用的各种药品、药水。其他还有瓦斯灯（不久也有了电灯）、烧焊用具、各种电池、显微镜、望远镜等。他经常将这些最新的仪器和设备向参观者展出，袁世凯早年在登州当军官时就曾参观过学校的试验室。当时在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处有这么多先进设备的地方。所以，有人称登州文会馆是中国最早的第一所大学，是千真万确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也成立于19世纪80 年代，但它的起步毕竟比登州文会馆晚得多。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国家内最早的几所大学都是由外国传教士所办，就对此闭口不谈。在文化传播和交流上，各地区人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中世纪时期，盛唐的文化可以堂而皇之地传向欧州，传向日本。到了近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可以传向中国。整个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是一付你追我赶的图景，谁先进就跟谁学习。解放后一段时期内愚昧的闭关锁国和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距离又拉大了。

　　但是，狄考文的这一套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被人们接受吸收的。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封建迷信、风俗习惯是一大障碍。山东是仁义孔治之邦，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要让人们相信基督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狄考文和郭显德下乡传教时常常遭到石子的攻击或唾骂。在宗教信仰方面如此，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是如此。许多人把这些自然科学视为邪端异说，特别是一些顽固保守的官僚和乡绅对文会馆的教学常常是仇恨之极。

　　路思义来到登州时，文会馆已有20年的历史。根据当时教学的需要，学校让他担任物理教师。首先，跟一个中国老师学一年中文。

　　到登州后转过年来的这年春天，也就是1898年4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就是后来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刊人卢斯。1897年至1900年这几年，正是中国大乱的年头。先是鲁西地区两名德国教士被戕，德国人趁机占领胶澳（青岛），继是一百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皇帝遭软禁。全国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绪在滋长。到1900年春，这种仇恨情绪达到了顶点。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与洋人作对，使所有在华的外国人惶惶不可终日。1900年夏天，亲西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指示所有在山东的外国人到烟台集中，以防不测。文会馆却继续上课，但不久也上不下去了。因为传来了许多教会课堂被捣毁洗劫的消息。正在这时，伊丽莎白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孩。6月底，去烟台的路被义和团封锁了。他们先是登上一艘中国海军的炮舰（舰长是传教士们的好朋友），后来换乘上烟台美国领事派来接他们的一条船。在烟台住了几天后，他们接到朝鲜汉城教会发来的申报，邀请他们去那里避难。在汉城度过了一个炎热难耐的酷夏后，秋天时分他们返回了登州。此时，八国联军已打进北京，义和团被镇压下去。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开始派人与洋人谈判讲和。不久消息传来，路思义大学期间最好的朋友皮特金在这次恐怖中被杀。他当时是保定府的一个传教士。

　　继义和团之乱后，在美国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教会领导认为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呆不下去了，需要撤回，但路思义的同事们没有一个失去信心，没有一个想打退堂鼓。他们发现学校里一些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的设施被毁坏了，为此，他们又付出了一番心血搞重建工作。

　　路思义在任物理课主任期间，除了教课，还大力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当时中国的学校是从没有体育课的。学生们都穿着长袍大褂，难以跑跳，并且在意识上也都轻视体力活动。路思义开始教学生们做游戏。不久，学校里从美国新来了一个青年教师，这使路思义有了搭档去教学生们打篮球。他们请铁匠打了一个铁圈做篮框，又把儿子的玩具皮球借来当篮球，后来居然也把学生们训练得满象样了，经常进行比赛。胶东地区的篮球水平一直是比较高的，这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路思义除了教课之外，还经常下乡到周围各县去传教和熟悉情况。1898年冬，路思义和另一个年轻的传教士韦尔骑上毛驴一起到招远的一个村庄去，因为那个村有个有6口人的家要入教。当他们到达招远县城时，正碰上赶集，于是就趁机对众人讲起道来（基督教义）。这时一个老农匆匆跑来，他告诉路思义他的儿子被衙门抓去了，因为他们家要入教。于是路思义俩人和他一起来到县衙门，正好看到老农的儿子正在遭鞭打。经过路思义一番求情，县官不得不放了这个小伙子。他们和老农一起来到他家所在的村庄魏杜秦家（音译）。这家人对他们千恩万谢招待二人住下。经过审查，路思义发现这一家人完全符合入教条件。第二天，在这间低矮的四壁被烟熏得漆黑的小茅草房里，路思义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入教仪式。

　　通过大量地与当地人民接触，路思义与胶东人民结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厚感情，并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心。同时，早年的一些学生时代的幻想消失了，他看到了痛苦的生活现实：贫困、疾病、愚昧、迷信、官场黑暗、腐败、贪污受贿、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缺乏社会意识等种种现象。他意识到中国已经从它早先的领先地位远远地落后下来。然而，他也发现了这个民族内在力量的稳固性和持久的源泉，这表现在胶东人民的许多优秀品质上，如吃苦耐劳，善良朴素，勤俭，性情欢快，富有勇气，顽强坚韧，善于忍耐，彬彬有礼，遵实规矩，尊老爱幼，相互忠诚，有物同享，遇到困难和不幸时也能微笑着去对待等等。就是这种坚韧的毅力和意志成为他们最后克服困难的重要因素。

　　自朝鲜避难回来后，山东西部长老会和东部长老会趁大家还在一起的机会在烟台开了个会，讨论办校问题。早在1898年，山东西部长老会就提议把文会馆迁到济南去。但这些意见遭到老一辈领导人的坚决反对。象狄考文和郭显德这样的老传教士已在胶东地区居住了将近四十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将学校迁走的。不过，年轻的路思义已看出学校非迁的趋势。因为登州地处一隅，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学生来上学十分困难。另外，路思义也感到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有些陈旧，需要增添新的内容，他认为由狄考文等老一辈传教士形成的一个初中级教育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创办正规大学的时期正在开始。但是，正是他有这些想法，反而使他遭到学校领导的冷遇。

　　1900年秋天的烟台会议决定：尽快将文会馆迁至潍县。因为当时德国人正在修建胶济铁路，估计几年内即可通车。潍县位于山东腹地，四通八达，便于招生和扩大学校的影响。

　　路思义对将学校迁至潍县的决定并不高兴，因为他的愿望是将学校迁至济南。他当时的宏图大略是联合当时山东各教派的力量，在山东省会济南办一所象样的大学。当时山东境内另一处质量较高的教会学校是英国英国浸礼会在青州（益都）办的广德书院（Gotch--Robinson Training Institute）。路思义当时已与这个学校的领导人约翰建立了联系。

　　自从八国联军入京和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被迫放松了对西学的限制，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办新学的热潮。不久，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私熟的教学方式逐渐被淘汰，教学内容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了，而是增添了许多西方现代科学的内容。同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负笈东渡日本留学。在这种形势下，原先反对路思义意见的人，也开始考虑提高学校的级别，增加高等课程，迁移学校地址以跟上形势的需要了。

　　当时文会馆（英文名叫Tengchow College）大学部的课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圣道文学，二是天化格算，比较起来看，教学内容在当时是相当丰富的。具体课程名称排列如下：四书五经、策论经义、中国史记、万国通鉴、福音合参、天道溯源、省身指掌、救世之妙、是非学、心灵学、富国策、化学辨质、格物测算、代形合参、圆锥曲线、微积分、格物学、天文学、代数学、八线学、地理学、地理志、地石学、测量学、数学、化学、形学、罗马、乐法、体操。

　　1902年6月13日，以约翰和柏尔根为首的英国浸礼教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联合起来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下辖三个学院：在潍县办一所人文科学的学院，在青州办一所神学院，在济南（地址当时还未定）办一所医学院，统称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狄考文院长此时因年事已高，又要主持当时全国的圣经翻译工作，已经放弃了他对学校的大部分责任。文会馆校长的职务由他的助手赫士（Watsn M .Hayes）担任。1901年，赫士被袁世凯请去担任另一个省的学院的领导，柏尔根(Pall D. Bergen)继任院长一职。

　　1902年，柏尔根回美国休假，路思义和另一个教职人员担负起学校的管理工作。柏尔根休假归来时，随身带回一笔相当可观的从美国募捐来的款子。整个1903年，潍县新学校舍的建筑工程在快速地施工着。这时，青州早先的广德书院改名为神道学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190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路思义为学校的搬迁工作紧张地忙碌着。截至秋季开学时，学生们已在潍县上学而不再是登州了。学校虽已迁至潍县，并取名广德学堂（Shantung Union College又有一名叫广文大学，不知哪个正确），但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主要是经费问题。1905秋，柏尔根要求路思义回国休假并筹募资金。路思义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他答应了。

　　在临走前的一天晚上，路思义独自来到校外一片开阔的田野上，在那里他可以独自一人和天空友好的星星们呆在一起。这些星星看起来非常近，似乎要落到他身上来，这是他在纽约、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和斯克兰顿从未感觉到的。这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深深地热爱上山东的土地??热爱它那逶迤起伏横拖向东海的群山，整齐肥沃的田野，带有高大城碟的城市和泥草房子的村庄；热爱它那众多的善良而吃苦耐劳的人民。他已经属于山东，山东也成为他整体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们有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亲密的同事朋友，更有那许多可亲可爱的中国朋友。 8年来，他在学校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他的汉语已经达到了相当优秀的地步，并用中文出版了几本教科书。

　　1906年春，路思义和家人一起回到了美国。8年过后，美国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出现了大量的汽车和摩天大楼，汽车已经成了重要的消费品。继1892年查尔斯-德耶设计出最早的一辆汽车之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福特汽车公司已能成几十万的大批量生产，并确立了汽车制造业巨额营业的时代。中国已成了路思义熟悉的家，在这种悬殊的对比之下，美国看起来真有点陌生了。到处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路思义的父母双亲此时都已去世。返回故乡斯克兰顿，路思义深切地感到只是沉重的失去。但他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主要是：1为学校的校办工厂筹集资金，2募集25万美金以保证学校的资金来源，3组织一个美国募捐者理事会。

　　当时，进教堂的美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为传教士捐款，但为一个教会办大学捐款却是从未有过的事。路思义发现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很不了解，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并且谈起中国来总是以一种轻蔑的口气。所以，他的工作不仅仅包括筹集捐款，还必须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这样，在美国他又成了一个宣传中国的“传教士”。

　　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愈深，他对中国人民的力量、美德和成就愈钦佩赞赏。他在山东人民身上发现了中国文化之结晶：刚毅坚强的性格，正直忠诚的品质，富有才智的头脑和儒家文化特有的温良恭俭让，彬彬有礼。他研究了中国的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越研究越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把中国人的这些素质和美国人相比，在某些方面他感到了欧洲文化的不足。他感到许多美国人自私自利，有的满脑子种族主义思想，对亚洲对中国充满了偏见，认为除了他们自己或欧洲人这个圈子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都是些懵懂未开化的野蛮人。

　　从1906年春至1907年春，他走遍美国各地，到处募集资金并做宣传中国的工作。1906年，耶鲁大学授与路思义硕士学位。

　　1907年春，路思义返回中国。途经日本时，正值世界青年基督教联合会在东京召开大会。这次来日本，他发现与十年前的样子又大不相同了。由于1905年战胜俄国，国内到处呈现着一片欢呼的景象。这使他隐隐感到一个闪烁着光辉的海岛帝国正在冉冉升起。

　　1908年，三个分散的学院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路思义回到潍县后，发现物理系主任一职已被人顶了，就转教历史、教育学、英语等。

　　从1907年到1912年这四年间是路思义在山东最稳定的教学期间。他和伊丽莎白在潍县第一次有了一所固定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生活也变得正规。但这几年却是中国历史上变革的年代。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学生中间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学生同情革命，并投身革命。同时，某些教会学校的学生对教课内容也提出了抗议，要求增加新知识，减少宗教说教。1912年，青州神道学院的学生选出主席，要求更新知识，增添新课，教师全力投入教学，放弃宗教责任。对此，各个学校的领导都开会讨论各自的办校方针：是仅仅限于布道，还是包括普及科学知识？是仅仅限于招收神学生，还是培养适应剧烈发展变化的社会的学生？

　　清政府对学校的监视也加强了。有一天，潍县的学院里来了一批全付武装的清兵，路思义赶忙去迎接，招待。一番烟茶过后，领头的官员严肃地宣布：学院的学生必须放弃他们的“军事训练活动”。一开始，搞得路思义丈二和尚不摸头。后来他明白了，原来他们的学生每天在校园外面的一个打谷场上做柔软体操。这引起了官方的怀疑。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山东巡抚孙宝崎宣布支持革命。但某些官员从省里到地方仍然忠于清室。于是整整三个月，潍县学校的外面枪炮声不断。有一天，两个日本军官来访路思义，要求派兵保护学校，但被拒绝。

　　这几年里，由于中国新学大兴，特别是民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日益需要。各所国立大学校的成立对教会学校也大有冲击之势。在这种竞争的局面下，齐鲁大学的领导们开始认真考虑起将三个分散的学院合并一处的设想。三院分离的局面有碍于学校的发展，也难以持续下去。于是他们决定建新校于济南，将原来三校改为初中级学校。

　　建立新校舍，需要大笔钱。筹集资金的任务再一次落到路思义肩上。1912年冬天，路思义一家经西伯利亚和欧洲返回美国。一路上他参观了所经过的俄国、德国、荷兰等一些地方。

回到美国后，经过三年的奔走筹集，他终于将30万美元预定数目搞到手。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医药会捐赠不少。

　　1915年秋天，路思义返回潍县。他发现学校的处境十分不妙。三个月前，学生因不满教课内容而群起抗议，导致学校的春季学期提前一星期结束。这使秋季开学时入校学生人数大减。学生闹事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当时滋蔓于全国上下的一种不满情绪：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与日本签定了二十一条，引起举国愤怒。

　　1916年，路思义全家迁居济南，负责建校工作。他此时的职务是齐鲁大学的副校长兼建校委员会主席。正校长由英国浸礼会的J. Percy Bruce担任。其他三个学院的院长分别由Llewellyn J. Davies（美长老会，人文学院）、E.W. Burt（英浸礼会，神学院）和James Boyd Neal（美长老会，医学院）担任。

　　齐鲁大学的校址选在济南城南郊区千佛山的脚下，地势较高，俯视着济南城（即现在的山东医学院）。经过两年多的建设，1917年春，主建筑基本完工，秋天即可近校了。
二十年前的夙愿就要实现了，正在这时，路思义提出了辞呈。任凭如何挽留也无济于事。1917夏，他只身前去上海，接受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会的邀请前去干秘书。伊丽莎白为了照料孩子上学，此时已返回美国。

　　路思义的辞职肯定是他碰上了难以对付的棘手问题，原则他决不会在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刻离去。由于齐鲁大学生是个多教派联合的学校，肯定存在着各种意见分歧，人际关系也相当复杂。学校暗伏的这个危机，不出路思义所料，两年后矛盾终于爆发了，除了校长一人，所有的教职人员要求辞职。后经调整，在换了新领导人之后，学校才又恢复了正常。

　　在上海期间，曾有几所省里的大学邀请路思义去干副校长，都被他拒绝。但是1918年12月司徒雷登（四十年代，美国驻华大使。）的一个邀请却打动了他的心。司徒雷登当时任南京神学院希腊语系主任。此时他被北京新成立的一所大学邀去干校长。他约着路思义一起先去北京看看行情。这个新成立的大学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它由北京当时的四个教会学校（通州的华北协和书院、北京汇文书院，另两个名字不详）合并组成。

　　司徒雷登和路思义到北京后，很快被那里的条件所吸引住了。司徒答应当校长，条件是坚决请路思义干副校长。获得同意后，司徒把建校筹款的任务交给了路思义。说实在的，路思义此时对筹款一事实在是有点头疼了，并且这次筹款的数目要比齐鲁大学多得多。不过，最后他还是答应下来。

　　经过一番选择，燕京大学的新校址选在城外西郊海淀（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地址）。原址是一处王公贵族的花园。这地方离颐和园、西山、圆明园都很近。大家对此很满意。经过一些谈判，1920年12月又买下了周围约60多亩的土地。在以后的6年内，校院面积逐步扩大到100多亩。

　　对于学校的建筑式样与风格问题，路思义坚决认为要与齐鲁大学一样采取与周围的中国建筑相和谐的形式。司徒雷登也坚决支持。所以如果人们今天到北京大学去看看的话，就会发现所有的老建筑都是古香古色的，中国民族传统的大屋檐式的，连水塔也是按宝塔的样式建的。

　　1919年5月，路思义返回美国休假与筹款。从1919年到1924年，五年间路思义一直住在美国。到1924年春返回中国时，他的筹款总数达到200 多万美元。燕京大学从1922年动工兴建，1926年基本建成。一个伟大的目标实现了，燕京大学变成了现实，并成为中国一所高质量的知名学府。继齐鲁大学之后，路思义为中国的又一所大学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内心的喜悦是无以形容的。不过多年的奔波操劳，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消化系统的疾病加剧。

　　由于经费问题，1925年10月路思义再次返美。不久胃病犯，在巴尔底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了手术。

　　1926年，燕京大学搬入新址。随之而来的仍然是需要大笔的款子来盖房、买地、购置仪器设备等。学校要求路思义留在美国继续筹款。路思义估算了一下，在以后的十年内，学校大约需要五六百万美元的经费。筹集这笔款子是项世大的任务。路思义决定不回中国了，他的身体已不充许他来回折腾了，并且燕京大学的组织领导层里也是分歧重重，他预感齐鲁大学发生的一幕又要重演。

　　经过1927年上半年从未有过的紧张工作之后，年近六十的路思义辞去燕京大学的工作。

　　1928年春，路思义开始了他第一次真正的休假与学习研究生活。这些年里，他一直为事务性的工作忙碌，从未得空安定下来搞一些教学与研究工作。1927年秋天，他和伊丽莎白斯在靠近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开始在哥大联合神学院学习。

　　1928年春天，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学院基金会的肯尼迪传教士学校中文系请他去做教授，他接受了。在哈特福德，路思义得以把精力放在他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里。如同经历了一片暴风雨的洋面，此刻他终于来到一个避风港。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东方的文化和做演讲。

　　1935年春，在67岁的时候他退休了。当年夏天，他途经日本对中国做了最后一次旅游。当轮船到达上海时，太阳明亮地照耀着，岸上挤满了前来欢迎他的朋友和同事。这景象与38年前他初次来上海时那凄凉冷落的情景相比简直判若两个天地。紧接着，他赶赴青岛参加即将召开的山东长老会会议。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相见，分外亲切。抚今思昔，路思义感慨万千。之后，他来到济南，参观了齐鲁大学。18年过去，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往日的一些意见分歧早已烟消云散被忘记了。齐鲁大学已成山东和周围几省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

　　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他受到以司徒雷登校长为首的燕京大学的代表们的热烈欢迎。汽车开到燕京大学时，他看到一个中国式的大红门，两边分立两只大石狮子。门楼装饰得异常壮观，正中写着四个大字：燕京大学。汽车开进大门后，一片开阔美丽的景致呈现他眼前，平明的湖水，绿枝低佛水面的杨柳，古色古香的小石拱桥，湖心岛红色的小亭子，还有那巍峨耸立的宝塔形水塔，盛开的鲜花和高大的教学楼，幽静的小径和浓密的绿荫……这一切都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由地赞叹不已。

　　在燕京的几天里，他曾与胡适教授会谈过几次，并一起在校园里漫步。之后，他去参观大同的云冈石窟和广州等地。同年12月，他到达香港，乘船去柬埔寨，然后去泰国、缅甸、印度。1936年，他从孟买乘船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后来又去了耶路撒冷、贝鲁特等地。最后经欧洲返回美国。

　　路思义对日本拓张侵略的野心早有注意。这次世界旅游途经日本见到的景象就使他深感忧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呼吁美国政府停止与日本贸易，以支持中国。同时，他在美国就中国问题做了多次讲演。

　　1939年7月，路思义约集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在锡尔弗湾举办讲习班。有37人参加，历时12天，学习结束后，学员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 1940年夏季，这个学习班第二次开课时，有更多的人参加。在准备1941年夏季的第三期时，路思义的身体已衰弱得难以支持。

　　过了大半辈子流动的生活之后，路思义总算有着一个幸福的子孙绕膝的晚年。他的大儿子卢斯此时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著名人物，在左右美国和国际舆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经常在花园里带着一群孙子孙女们玩。不知怎的，他感到与大孙子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也取名享利，对爷爷所做事情总是特别感兴趣。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美国举国上下为之震惊。整整一天他的神经紧张着，听广播，写东西，在电话上与大儿子谈话。第二天早晨，他的女儿去卧室看望他的时候，发现这位73岁的老人已经溘然长逝了。

〔 大军，今天在家录入你写的老卢斯这篇文章，跟随你笔下卢斯的时光，不知怎的，突然一股惆怅的心情袭上心头，多么不希望他的故事随着页数的减少而结束。
　　
　　日本轰炸珍珠港，卢斯的故事也嘎然而止，我不禁满怀悲伤，眼睛也湿润了起来。这位中国人伟大的知心朋友却没有被中国人绚怀，已随历史的长河被人遗忘，他的贡献也鲜被人知。不过，卢斯应该庆幸，至今为止，世上还有你在为他书写人生。

　　　　　　 晶， 2003年7月18日星期五〕




　　亨利-卢斯第二（Henry R. Luce）

　　亨利-卢斯第二（Henry R. Luce）生于其父母来华后的第二年，即1898年。也起名亨利，与父同名。卢斯从小是在蓬莱山孕育下长大的。从1岁到7岁，他们家一直住在蓬莱城内文会馆座落的那所观音庙里。节假日期间，卢斯的父母经常带他出去玩。那楼台高耸的蓬莱阁，烟波浩渺的大海，以及那奇幻迷人的海市蜃楼，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蓬莱当时是登州府所在地，是一个较为繁华的城镇，各种商店如绸缎洋布店、粗细杂货铺、粮店、煤栈、油坊、烧锅、首饰楼、点心铺、饭馆、洒楼、客栈、船行、澡塘、当铺等应有尽有。娱乐方面也是异常丰富，沿街卖唱的、耍把戏的、戏班子、说书的、算命占卦的等到，随处可见。最热闹的是赶集或赶庙会，这不仅是个商品交流的好机会，也是群众娱乐的大荟萃。逢年过节时，内容更是丰实。踩高跷的、跑旱船的、打花棍的、扭秧歌的、耍大头的，甚至有时也有舞狮子耍大龙的。每逢这种机会，小卢斯挤在观看的人群里，别提多么高兴和新鲜了。有一种很长的号（约两三米长，胶东人叫它大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往往是在出殡送葬时，四五个人排成一排，一人举着一支呜哩哇啦地吹着。遇到结婚娶媳妇时，他可以看一顶装饰一新的花轿，由众人簇拥着从街上走过。许多乐手吹鼓手在前面开道。锁呐、大小木管、笙钹之类乐器一齐吹打，好不热闹。这些曲子经常有“开门红”、“百鸟朝凤”、“月季花”、“刘春娘”，甚至还有京剧曲调如“苏三起解”等。遇到喜事吹喜调，碰到丧事吹悲调。

　　蓬莱人，因受山海的熏陶，民性多刚强豪爽，诚实质朴，重旧礼教，富于保守性。由于诚实质朴，所以民俗淳厚，多善良笃实，少奸诈伪虚。由于重旧礼教，故节妇烈女也甚多。如果到乡间看看，贞妇烈女之碑比比皆是。小卢斯经常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些高大的、碑头由蟠龙雕成的石碑，它们象一座座白色的幽灵点缀在蓬莱以胶东半岛高低起伏的川原上。

　　几乎与这些碑一样多的是数不清的寺庙和牌坊。当时仅蓬莱一县大小寺庙就有五十多所，牌坊也有五十多座，以明代戚继光父子总督的两坊为最大，雕刻玲珑，不可多见。小卢斯自小就跟父母上教堂，当时蓬莱已建了几座教堂。有时他也去中国的寺庙玩，那里一座座面目狰狞把门神将军塑像在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可怕而阴森的印象。

　　另外一些景象也深深地印在小卢斯的记忆里。每逢灾年，颗粒不收，饥民成群，哀鸣遍野。这时的小卢斯可以在街上看到成群的叫花子。特别是在冬天，寒风刺骨，但他们敞着怀，拍打着露出的胸脯，还有的打着“瓜达板子”（两把菜刀相击）沿街乞讨。

　　穷困，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这时小卢斯开始常常想象他的祖国??美国是一个天堂式的地方。有时，他站在丹崖山高高的蓬莱阁上，透过茫茫大海，眺望远方，想象那大洋彼岸的美国。

　　1904年，在他7岁的那年，文会馆学校迁到了潍县，改名为“广文大学”。他随父母一起搬到潍县居住。

　　1906年，小卢斯最快乐的时刻来到了。父母要回国休假和募捐，他第一次得到机会看看他“伟大”祖国的模样。他瞪着好奇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回到美国，好象回到圣经中描写的天国一样。这里，即使是穷人的生活水平看来也比中国富人的高。并且，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力。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由公众投票选举出来的。这种事在中国当时是听也没听到的。回美国这一年中所见到的一切，都激发了小卢斯对美国的自豪感和爱国心。

　　回到潍县后的生活是温暖而朴素的。孩子们经常在妈妈的钢琴伴奏下唱歌，或同其他教师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最使全家人高兴的是，1908年他们终于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从而结束了他们11年中颠沛流离式的住简易房的生活。这是一座很象样的有着八间房子的小洋楼，由美国一富孀出资所赠，卢斯此时已有了两个妹妹。不久，妈妈又为他生了一个弟弟。所有的家务事都由四五个保姆和佣人来做。

　　为了这所新房子，小卢斯曾兴奋地给美国一家他最喜欢的杂志《圣古拉斯》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圣古拉斯：

　　我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孩子。我住在潍县城郊的一个约有两个街区那么大的一所有围墙的大院里。这院里共有8座宿舍房子，一个男校，一个女校，一所学院，一个教堂和两个医院。现在，中国的木匠和瓦匠们正在盖一座新房子。建成后我家将搬进去住。这所房子要用8个月才能建成，多么漫长的时间啊！中国人没有锯木厂，因此每一根木头都要用手工来砍或锯。
谢谢您的好意！
　　　　　　 　　　　　　　　　　　　　　　　 您真正的朋友和读者
　　　　　　 　　　　　　　　　　　　　　　　 亨利-卢斯

　　这时，他的大妹妹爱玛维尔正跟着一位有点令人生畏的德国女教师学习。她叫内茨，是一个寡妇。她的一颗善良的心被深深地埋没在她所受的最严格的普鲁士式的训练之中。每当她被请来辅导卢斯的功课时，刚愎专横的孩子就会和刻板严厉的教师顶撞起来。卢斯的任性使他的父母开始考虑起把他送到一个正规的学校去，以摆脱家庭教育中过多的女性影响。

　　就这样，在10岁那年，他被送进设在烟台的内地会学校。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传教士子弟寄宿学校。学生大约100人，来自全国各地，英国孩子占五分之四。教师是那种专制严酷型的人，动不动就用鞭子来惩戒学生。当时，英国人是瞧不起美国人的，为此，“大美国主义”的卢斯与他的英国同学打了不少架。对这所学校，卢斯后来说：“我既恨它，又爱它。”

　　卢斯前后在烟台内地会学校呆了四年。这一时期的严格教育对他后来一生的发展影响甚大。一个同学回忆他时说，他当时“平静，庄重，独往独来，……他受到了英国式的旨在培养帝国的建造者和管理者的正规训练，并得到了真传。”

　　英国内地会学校，无论是在教学条件还是在教师质量方面都要比当时烟台的中国学校要好。学生每逢列队出校，皆穿着整齐，在精神面貌上也是趾高气昂，这令当时半工半殖民地的烟台人年了既羡慕，心里又不是味。卢斯在这里学习圣经、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他酷爱历史，天天细细地阅读从美国寄来的耶鲁学报，注意时事，关心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另外，他还喜欢写诗。13岁那年，他开始写部关于传教士的长篇史诗，但后来被另一件事情打断了：他当上了学校里学生办的一张小报的主编。从此，他产生了从事新闻工作的念头，并在后来确实实现了。

　　1912年秋天，他在上海只身登上一条去英国的轮船，向岸上送行的家人朋友们向哺育他长大的中国挥手告别。他得到一笔美国康涅狄格州霍奇基斯学校的奖学金，但首先要去英国北部城市圣奥尔本斯的一个学校上一年学之后才能去。轮船驶向大海。一路上，他被沿途的异国风情所吸引。新加坡的热带植物园，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和古都开罗，地中海上的旖旎风光……这一切见闻使他抓紧每一分钟的时间把自己的观感每天写信报告给家里。

　　当轮船到达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拿不勒斯城时，他第一次望到了欧洲大陆。在这里他看到了悬殊的贫富两极差别，漂亮的上层社会居住区和破烂肮脏的贫民窟。这使他感叹到无怪会有社会主义的产生。

　　10月，卢斯到达英国圣奥尔本斯学校。他以学校为基地，经常骑自行车出去旅游，参观英国的古城堡，天主教大教堂，以及长满野草的古罗马城墙。他经常阅读英国报纸和杂志。这时，他在中国的好朋友英国同学伯特也回到了伦敦，准备报考剑桥大学。卢斯到伦敦来拜访伯特，并游览了这座城市，参观了国会大厦，并旁听了据他说是那年最激烈的一场议会辨论。

　　1913年春天，他获准去欧洲大陆参观。在一个星期之内，他游览了巴黎、瑞士和罗马，并在古罗马会场的废墟址上度过了他15岁的生日。

　　这时，在潍县的他的父母正在准备第二次返美筹集资金。这年夏天，当卢斯完成了他的圣奥尔本斯学校学业时，他和伯特一起来到瑞士的洛桑与途经欧洲返美的家人团聚。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一起去湖上钓鱼，一起爬山。后来，路思义想开拓一下自己的宗教知识，决定与大女儿爱玛维尔一起马丁-路德的故乡德国逛一圈。当时爱玛维尔已跟自己的德国女教师内茨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们父女俩先后去了艾斯莱本、爱尔福特、莱尔锡和维泰贝格。后来，他们在韦尼格罗德与路思义夫人和二女儿伊丽莎、小儿子谢尔登会合。卢斯在这期间与好朋友伯特一起自上而下地游览了莱茵河。在韦尼格罗德，卢斯的两个妹妹要留下来住一年，由内茨的姐妹照管。因事务在身，路思义不敢在德国久留，就和卢斯在汉堡登船返回美国了。路思义夫人带着小儿子留在德国，细细地参览柏林和莱比锡的一些画廊和博物馆，不久也返回美国。

　　童少年时期这种动荡的生活和广泛的游历，使卢斯获得大量的从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和感受。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卢斯后来的成功与他早年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13年秋天，卢斯进入霍奇基斯学校。这所学校座落在康涅狄格州莱克维尔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上，一排排圆顶式的建筑环抱着绿色葱茏的山腰，并俯瞰着远方的一片湖水。学校之所以建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要把孩子与家长以及其他分心的事情隔开。校长是个十分讲究而古板的人，整天穿着圆型下摆的燕尾服。高年级同学开玩笑说，他甚至在睡觉时也是这身打扮。

　　学校共有250名学生，几乎全是为了进耶鲁大学的富人家子弟。罗森堡服装公司从纽黑文和纽约专门派来裁缝为学生们制作高级毛呢衣服。不穿弗兰克兄弟精制的西班牙牛皮鞋和不拾与其相配的高级牛皮行李箱的学生在这个学校是见不着的。但是，在这种高傲的环境里，卢斯来了，穿着一双破旧了的皮鞋和一身由中国裁缝做的样子怪里怪气的老式西装，说起话来常常是结结巴巴。他插在二年级的一个班里，其他同学都早来了一年，所以他更显得是个陌生人。由于刚回美国，还不熟悉美国当时的一些俚语，于是他成了同学们讥笑的对象。他很快获得一个叫“中国人”的绰号。做为一个靠奖学金来上学的学生，他必须经常打扫教室，有时吃饭时还要等着。

　　这些数不清的侮辱，卢斯极力设法忍受着。他是个性情倔强而天资聪明的孩子，尽管班里也有几个同学在智力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这些阔家出身、打扮入时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在世界旅游和和独立生活能力、独立思考方面堪与他抗衡。

　　不久，他就变成一个受人尊重的学生，成为一个宗教组织的领导人，并在学校的文学月刊获得一席地位。虽然天生的结巴口吃，但他偏愿去参加演讲和辨论。他找了一本如何纠正口吃的书看，结果在辩论中竟然获胜。

　　1916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年令18岁。自此，他轻轻地跳过了一个普通美国孩童时期，正式进入了一个在言论和思想都与美国社会主流相关的阶层。

　　在路思义上大学时，耶鲁的教学重点主要是放在宗教、哲学和古典文学与语言上。到卢斯进校时，耶鲁大学已改变了它过去的做法，把它的教学重点转到了商业、经济、政治方面，专门为社会的最上层输送人材。在这个学校里，交情甚要比学问更重要。当别的学校还在按部就班的培养传统式的学生时，耶鲁大学已把眼光放到占领华尔街（美国的财政金融中心）、第五街（纽约闹街）和华盛顿的政府各重要部门上。

　　与此同时，学生们在学习上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谁都想在将来获得权力，获得社会财富地位。美国当时正处在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并被称为是一个可以迅速致富的国家。大量的耶鲁学生毕业后涌入华尔街、华盛顿政府各部门。当时社会上的竞争之残酷和激烈也是可想而知的。卢斯在校时仍然喜欢新闻工作，并成为耶鲁一张学生报纸的主要编辑者。

　　1920年，卢斯毕业了。先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了一年，回国后在芝加哥日报当记者。不久，转到巴尔的摩《新闻》报工作。在这里他和好朋友也是学校时代的竞争对手海登相会。卢斯在霍奇基斯学校时就与海登是同学，到耶鲁大学时他俩一起主办《耶鲁每日新闻》，海登为主，他为副。

　　1922年 2月，他俩突然辞去报社的工作，前往纽约创办《时代》新闻周刊。在短短的五六年中，《时代》杂志的发行量达到20多万。1929年，海登去世，卢斯单独干下去。30年代，在《时代》杂志的基础上，卢斯又创办了《幸福》杂志和《生活》画报。1938年，时代公司搬到洛克菲勒中心，1960年又搬进自己在当地兴建的48层的时代与生活大厦，营业额达到了2.7亿美元。《时代》当时声称它在国内、加拿大及三个国外版的销路总计达300多万份。1962年，《生活》的销路达700万份。1964年，卢斯宣布退休，不再当总编辑。到1977年，《时代》的销售量是436万份，《幸福》62万份，，《体育画报》 230万份，《人物》200万份。现在，时代公司已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新闻出版公司。固定资产达20亿美元，年营业额居全美同行业之首位（约7亿美元）。除了拥有7份主要的杂志和画报等，时代公司还有着各种业务的经营。《幸福》杂志是美国最权威的商业经济杂志，每年5?6月份评一次美国前500家大公司的名次排位。据1985年的统计，时代公司的资产额排在第150位上。营业额不知排在第几位。

　　卢斯1932年回中国一趟。他从西海岸的温哥华乘船，同船的正好有其父的老朋友司徒雷登，他当时正任燕京大学的校长。经过日本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卢斯于5月29日到达上海。此时他已阔别中国20年了。

　　在上海和南京，卢斯会见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并与宋氏家族、蒋介石和孔祥熙等人结下私人友谊。因为宋氏姐妹在美国曾经和卢斯的妹妹在一个学校里上过学，而孔祥熙原来是耶鲁大学比卢斯年级高两年的同学。

　　在北京，他参观了燕京大学，与在美国科内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胡适博士交谈。之后，他南下山东，先来到潍县，回到早年生活过的地方广文大学，受到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的热烈欢迎。其中还有小时候教他拉丁语的格雷斯。

　　在蓬莱，卢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细细地观察着文会馆学校的所在地??早先的一座菩萨庙。原先破旧倒塌的地方已经重新修茸起来。他回到他家早年居住的那间小屋，他的两个妹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徜徉在孩童时期玩耍的花园里，卢斯感慨万千。再次登上俯临万顷大海的蓬莱阁，他感到自己也象那东方的太阳从这大洋彼岸的中国的一角冉冉升起来了。三十年过去，他从一个和蓬莱城中的中国孩子摔泥巴玩的传教士的孩子，变成了当今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左右局势的新闻人物。

　　接着，卢斯回到了烟台，回到了四年寄宿生活的内地会学校，并受到了烟台各界头头脑脑的欢迎宴请。

　　在自己的母校，卢斯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名字仍然登“荣誉学生”的大木片身上。之后，卢斯去了青岛、大连、哈尔滨。1932年夏天，卢斯从满洲里登车经苏联返回美国。

　　卢斯早年与里拉女士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十几年后，两人离婚。两个儿子由母亲抚养，但随时可去父亲那里度周末过假日。卢斯同年与克莱尔女士结婚。克莱尔此年31岁，小卢斯6岁，也是第二次结婚，携有一10岁女儿安娜。卢斯对安娜十分钟爱。但不幸的是，当安娜长到18岁时，遇车祸身忘。这几乎令克莱尔和卢斯痛不欲生。

　　克莱尔也属女中豪杰。20岁时因受父母压力，嫁与一富商，长她23岁。婚后丈夫时常酗酒。生下安娜5年后两人离异。克莱尔得到一大笔信托基金，另有赡养费，一生不愁吃穿。但克莱尔并不甘于寂寞。经常给报刊杂志撰稿，并从事小说和戏剧写作。珍珠港事变后，克莱尔写稿、讲演，鼓动美国妇女参战。她参加了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竞选，获得成功，成为美国国会女议员，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委任她为驻意大利大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斯以私人访问的身份再度访华。他经印度、昆明到达重庆，应邀参加了欢迎毛泽东主席莅渝的盛大招待会。参加会人数三万余人，张治中任主席。在他右首是毛泽东，左首是卢斯。卢斯同毛泽东比比划划地谈了一会儿。会后，卢斯与陈立夫和周恩来分别作过长谈。

　　之后，卢斯参观访问了成都、西安、太原和北平，再从天津到青岛。因当时潍县、蓬莱和烟台之地已是解放区，由共产党占领，卢斯不便再返童年之地，只好怏怏乘车赴南京。在南京，卢斯曾同当时在中国进行调处工作的美国国防参谋长马歇尔夫妇和蒋介石夫妇一起去长江边上野餐，谈论战后中国问题。

　　国共和谈失败后，卢斯对马歇尔的调处工作不满，评论中多有指责，杜鲁门总统宣布参加朝鲜战争，卢斯为之喝彩，支持麦克阿瑟将军将战事扩大到鸭绿江边的战略，以便给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有个登陆的机会。

　　1952年，美国共和党在大选中获胜，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卢斯寄希望于共和党政府给台湾大力支持，并于此年访问台湾，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

　　1967年2月，卢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9岁。纵观卢斯一生，因为作者未对他的事迹和思想做详尽的研究和分析，在此文中不敢妄下评议。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卢斯是反共亲蒋的，这是他的地位决定的，但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上看，卢斯对中国特别是对山东胶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猛烈抨击日本的侵华行径，并帮助艾黎领导的工会组织在美国筹款三百多万元以支持中国抗战。尽管他后来完全倒向了国民党政府一边，但在中国的问题上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

　　前英国首相邱吉尔说过：“卢斯是美国近代七个最有名望之人的其中之一。”在西方新闻界被称为无冕之王，卢斯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却对美国政坛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是美国新闻史上少有的获如此巨大成功的人。

　　卢斯去了，留下来的是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杂志出版业帝国。他是一个世界性的伟人，但中国的生活之根始终盘绕在他的灵魂深处。

“啊！给我一乘山东轩子，让我来尝试一下骡夫的生活。
啊！给我一副担子，走向那绵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寻当年的开拓者。
告别了，上海江边停泊的轮船，还有那古老的篷帆。
当风雹骤紧十月之后，我们将重新见面。
……

　　我就以卢斯在耶鲁大学时写的这首诗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1988年5月写于北京
　　　　　　
作者简介：

仲大军，现年36岁，山东蓬莱大仲家人。童年在家乡跟姑父母长大。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新华通迅社工作。

作者：仲大军   责编：宋君

以下转贴，不代表本人及论坛观点：
　　美国东北部海岸一带，是早期英国移民首先登陆的地方，所以称为新英格兰地区。以后发展成为文物荟萃之区；早期的国外宣教士，多出自那里。晚至十九世纪，美国全国的学校教师，还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中国的山东省，与美国的新英格兰相似，称为邹鲁文物之邦，因为是孔孟的故乡，二千多年来，在中华文化上占重要地位。及至十九世纪，西方宣教士东来，山东半岛成为西方文化的发昫地；特别是在两个庚子之间的六十年 (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00-1900)，可谓独领风骚，曾是催动中国现代化的温床。

　　1860年，北京条约，开放登州(今山东蓬莱县)等口岸为商埠，并准洋人入华传教。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差派倪维思博士夫妇(John Livingston Nevius, D.D.,LLD. 1829-1893)来华。他们于1854年先赴宁波及杭州工作，后于1861年到登州。

　　倪维思极有远见卓识，是近代教会增长理论的创始者，也是“三自”(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先驱；后来发表其著名的“倪维思计划”。他看到有一座残破的观音堂，因为佛教当时在山东式微，无人使用，他就买了下来，在那里开始工作。他观察到中国妇女受压迫，多不识字，缠足持家，闲暇就求神迷信，情形十分可怜，应当是传播福音的对象，也可以使他们受教育，并学习维生的技艺。1862年，所办的女子学校开学，仅有两名寄宿生，以后才逐渐增加。这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已经是创举。

　　1863年，宾州的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D.D.,LL.D., 1836-1908)夫妇，偕郭显德博士(Hunter Corbett, D.D.,LL.D., 1835-1920)夫妇，由长老会差遣，同乘机帆船，自纽约至上海，转往烟台，再抵达登州。初到的一年，潜心苦学中文并了解中国文化。
1864年，倪维思因夫人重病，返国就医。狄考文夫妇刚好赶上接替他的工作，掌理登州教区。狄考文的同乡郭显德，去烟台定居工作；狄考文夫妇留在登州。还只有二十八岁的狄考文，正是青年有为。他初履风俗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看到那老大古国的贫弱落后，正是因为教育不普及。

  于是，将已成立的女校，迁往督察院北，交由汉学教习于锡晋长老管理；狄考文夫妇则集中力量，在原观音堂四合院的地址，创办男校蒙养学堂：“蒙”是启蒙，“养”是寄宿并教养，为将来的学院立下根基。是为1864年。

　　当时风气未开，创办洋学堂的艰难，是我们现在很不容易想像得到的：如何有学生肯来就读？克服华人文化上和观念上的距离，自然是第一道难关。其次，读什么？要编订，翻译课本，厘订课程，制定规章。幸而师资不成问题：当时的长老会宣教士，多学识渊博，不仅能合格充任教师，而且胜任编写课本，于是在中国译员和学生协助之下，中国有了第一批现代教科书。在那时的中国，物理，化学，都没有课本，横行左起的书籍排列，还未见过；甚至数学的阿拉伯数字(实是印度数字)，更没有流行。这是说，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得从头一一开始教导。狄夫人邦就烈女士(Julia Brown Mateer)，除教授史地课程外，还为中国开辟了西方音乐的途径。她编写了乐理启蒙，制订了乐谱，音符，教导学生欣赏，演唱，以至创作歌曲，并收集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

中国第一所大学

　　在学校初创时期，不仅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学生饮食，住宿，衣物，书籍，文具，以至回家路费等，以吸收贫苦学生就读。即使这样，学生往往因为早婚，未毕业而退学，甚至弃学“逃亡”；现在听来简直是奇闻，当时却不乏其例。也有的庸劣不堪造就，而勒令中途退学的。但狄考文与其同工教员，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办学认真，艰苦卓绝；对学生则教导有方，亲爱如同子弟，因而发展成高水准的中学。

　　1875年，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与狄考文商谈，协议将在登州的房产让与长老会办学，而长老会则将其在青州伙巷的的学校，让予浸礼会。以后，1881年由怀恩光(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开办中学名为培真书院；继由库寿龄(Samuel Couling, 1859-1922)接任发展，改名为广德书院。李提摩太热爱中国，精通中文，向差会建议在中国每省设立一所基督教学院，不获接纳，后悒悒离开英浸礼会差会，专从事文化工作。

　　长老会在登州校舍增广，规模益具。 1882年，决定增设高等科，创立大学，定名为“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取以文会友的意思，“馆”字除馆舍的意思外，还是College的音译。经美北长老会批准，并筹维经费。是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那时，狄考文已差派毕业生在山东各地传道兴学，建立中小学六十余所；郭显德则在胶东各地，创设中小学四十余所。所以文会馆成立，学生来源已不再成为问题；许多邻近州县的学生，闻名前来求学，也有少数来自省外。

　　文会馆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瞩目。美北长老会予以重点支持；不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杰出学者来华。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Robert M. Mateer, 1853-1921)夫妇在其兄感召动员之下，于1881年至登州，从狄考文学汉语，并汲取办学经验。狄乐播在1883年，去到潍县，开办格致院和文华馆，完全采用文会馆的教材和体制；并购地建校，成为以后广文大学的基础。赫士(War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于1882年到登州，在文会馆任教， 后且接任馆主(校长)。柏尔根博士(Paul D. Bergen, D.D.)继来，加他们的二位夫人，与郭显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1829-1895) 等人，教师阵容坚强。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 1866-1941)较迟1897来到；其子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次年生于登州，以后创办了Time(1923),Fortune(1930)和Life(1937)，成为大新闻企业家。著名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亦曾在文会馆任教。还有其他学者多人，或先或后，或久或暂的担任教席。

　　1890年以后，狄考文众望所归，受推选担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主持中文译经的划时代工作，由赫士继任校长。狄考文于1908年逝世时，仅见到新约全书及诗篇的出版。(后由富善博士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任主席，继续完成翻译，并于1919年出版。)

　　文会馆的昔日规模，虽然不能与现今的大学相比，但其师资设备，都是第一流的，有文，理，工，化各科，仪器齐全。加上师生都是一时英秀，造就出不少人才。早在1882年，狄乐播在潍县开办文华馆和乐道院，校舍广大，狄考文就着眼于文会馆迁并。那知到1900年时，义和团乱起，乐道院变成了一堆瓦砾！在那次震动世界的大变乱之中，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加意保护洋人，山东传教士得免于伤亡。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之役，结果，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全美国教会联合抗议，迫使政府不接受赔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用于在华兴办教育；从其中拨归潍县乐道院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两；美国长老会复在本国募集三万余两，用以复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山东巡抚袁世凯，再予地方赔偿四万五千两。加上狄考文历年积蓄用于文会馆的发展费，成为一笔可观的资金。

　　那时，青岛已辟为商埠，胶济铁路亦已完成；潍县位于胶济铁路中心，发展前景极为良好。于是，美北长老会的登州文会馆，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协议迁并至潍县，校名各取一字，合成为“广文大学”，其英文校名则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长为柏尔根博士。于乐道院原已广大的校址，增购西北毗连土地一百六十余亩，建成宏伟壮观之校舍；医院经过重建，也更为宽敞，设备齐全适用。大楼中央的钟楼，高达百尺，礼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厅可以供四百余人进餐，有完美之图书馆及阅览室，藏书丰富，有物理，化学，生物试验室，并有一座先进的天文台，运\动场，还有木工厂，铁工厂，及理化仪器制造所等设备，可谓应有尽有。

　　1917年，广文大学在济南千佛山下购地六百余亩，集大量资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成为完全的大学，把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的师范学院和神学院，及全国不同地区的医学人才和设备，迁集在一起，合成为最坚强著名的医学院。这就是“齐鲁大学”，聘任方伟廉(William P. Chalfant, 1860-1917)为校长，赫士为神学院院长。方伟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则因信仰问题辞职离去，于1919年，在潍县创立华北神学院，并任院长；1922 年，迁移滕县，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神学院。

2004年9月12日

师兄的资料太全了，呵呵

引用第5楼eagameea于2007-03-12 21:19发表的:师兄的资料太全了，呵呵

可以“梦回唐朝”了。呵呵

其实，当时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不论教与学，各方面受到的阻力也比较大。像教材问题，并不是和今天这样容易得到的，中国学生和老外教师的交流也有障碍。另外，尸体解剖，病理标本，各种实验器材等等，都是非常不足的。现在这里有近百年的疾病病案，切片，标本，还有鲜活生动的临床故事，临床体验，有充足的病人......

我不知道现在和古人比，还缺少什么？ 其实只是一个信念的问题。 前辈在校要克服生计，学习方面的各种困难，学习的成就也是斐然；现在很多同学可以写形容为“闲的要死，闷的没法活”。

罢了，也不用和前辈比了，这里十年二十年前平庸的学生都会对现在的挂科，逃课，作弊嗤之以鼻。

尽管没有什么能阻止社会前进的，但是医学生做良医的信念应该一直拥有。

我顶！好贴！

捐赠碑。

什么时候　山大能帮我们重建　齐鲁　老山医的风采

不过自己现在已经决定　离开这了

自己在这待着　不爽·！

引用第8楼merck于2007-03-14 15:31发表的:捐赠碑。

这个碑在啥地方？

引用第10楼sdmuczh于2007-04-13 20:55发表的:这个碑在啥地方？

办公楼那边。

嗨！！！现在的山大医学院好象已经没有往日山医的风采了啊　！！！
什么时候能重见齐鲁大学的威风啊　？？
我看只有我们这些人或者是我们的后来人来办把！！！！？
感慨啊　！！！

顶一下

山东齐鲁大学的初创阶段—登州文会馆，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它始于1864年，由一个仅有6个孩童的“蒙塾”，发展成为具有小学、中学、最后有大学程度的“文会馆”（又称“登州书院”），被称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大学。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就来到胶东半岛。美国长老会是山东基督教差会中最大的一个。在那些老传教士中，狄考文像一个大家族的长辈似的领导着登州地区的美国长老会。

狄考文是在1863年从美国搭乘一艘载重仅900吨的普通轮船，航行了166天到达上海，后转途烟台，于1864年正月到达登州（今蓬莱）。是年秋，他和先到达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在登州城西北一座破观音庙（今蓬莱城石岛福乐堂）办了一个住宿的“蒙塾”，招了6个“寒素不能读书”的儿童。

1872 年，狄考文在“蒙塾”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加课程，称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与内，备斋视高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与内”（《文会馆志》26页）。正是定名为“文会馆”，英文校名为“登州书院”。1876年，文会馆第一批学生毕业（学制12年），毕业生仅3 人：邹立文、李青山、李秉义。狄考文宣布这是这座“大学”的首届毕业班。狄考文的这一批比上海圣约翰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大学）早3年，比北京的汇文、通州的潞河（两校当时都称书院，后合并成为燕京大学）又早了十几年。后来由文会馆汇合而成的齐鲁大学，是中国第一座教会大学。

文会馆自1872年定名，到1904年合并到潍县，共存在了32年，虽然不是我国最早的高级洋学堂，作为齐鲁大学的萌芽和发端，作为教会学校制度的草创时期，它确实具有一定的独特之处。

在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1882年追认文会馆为大学之前，该校的全部教职工只有4人，即狄氏夫妇、1名儒师和1名老媪司厨。狄考文传授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被人接受的。传统的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是一大障碍。山东是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要让人们相信基督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狄考文下乡传教，常常遭到唾骂和石子的攻击。在宗教信仰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许多人把狄考文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视为异端邪说。狄考文克服了种种苦难，在中国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交流会上，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会馆课程中的西学部分，在该馆有自己的毕业生之前，都是由狄考文夫妇亲自教学。狄考文讲授笔算数学和理化，狄妻教音乐和地理。没有课本，他们便自行编写。狄考文和教师邹立文合作，将西方的数学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行销全国各地。阿拉伯数码在中国的最早引进，就是由狄、邹合写的数学教材开始的，李俨编《中国数学史》记载了这段史实。文会馆时期的讲义以后出版问世的，除《笔算数学》、《乐理启蒙》等外，还有狄考文编的《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几何）、《振兴实学记》、《理化试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习题》等。继狄考文任监督（校长）的赫士（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编有《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是非学体要》（逻辑）。从这些书名中可以看出文会馆理科课程的基本内容。这些教材虽然都是以西方原着为蓝本，但颇能结合中国的实际，使人易于接受。在缺乏新课本的时期，各地书院多乐于采用作教科书，名校教员也用来作为教学参考。

文会馆大学部的课程主要有两大类：圣道文学、天化格算。具体是：四书五经、策论经义、中国史记、万国通鉴、福音合参、天道溯源、省身指掌、救世之妙、是非学、心灵学、富国策、化学辩质、格物测算、代形和参、圆锥曲线、微积分、格物学、天文学、代数学、八线学、地理学、地理志、地石学、测量学、数学、化学、形学、罗马、乐法、体操。

在大学部开办后的第三年，狄考文的工作房和理化室也大体完成。在设备方面，有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铣床、电镀设备、磨光机、螺丝机，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物理室有一些必要的设备仪器，化验室有各种药品、药水，供教学试验使用。还有瓦斯灯（后有了电灯）、烧焊用具、各种电池、显微镜、望远镜等。狄考文经常将这些最新仪器和设备向参观者展出。袁世凯早年在登州当军官时，就曾参观过文会馆的实验室。当时在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处设备这么先进、齐全的学校。

狄考文办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中国人当基督教的传教士，其余是为教会学校培养师资。因此，文会馆除了特别注重宗教课程之外，另有一项特殊规定，就是学生毕业后，必须传教3年，然后才准许做其他工作。因学生多出身于贫穷教友家庭，在校一切费用，多由学校或教会供给。经济上的控制，思想上的束缚，使他们不得不听其安排。据1910年的调查，登州文会馆共毕业了26届学生170人，加上随校到潍县广文前四届毕业的38人共208 人。当时在社会上供职的180 人中，50%担任学堂教员。

文会馆的主旨原为培训传道人才和教员，都需要口才。狄考文为了训练学生的口才，在课程内外大力提倡“官话”。课程中的道学部分如“教会问答”、《圣经》选段都是白话文，也要求学生背诵。1866年狄考文就组织了一个叫做“摛藻”的辩论会，到了文会馆时代学生数量增多，则分为“高谈、阔论、育才”3 组。辩论会总纲第一章规定了“以交换知识、练习口才、造就共和国民资格为宗旨”。《文会馆志》上说这是“学生共和国之实验场”。会议程序完全仿照美国国会的程序。在辩论会上要求一律用“官话”，如用文言或地方方言都要罚款。因为狄考文认为“官话”最终要加以丰富，改良进步得道尊重，不但是中国的口语，而且也要成为文学。另一方面他大力翻译“官话”圣经，这对中国基督教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官话”起了一定作用。

1897年9月5日，美国传教士路思义和妻子伊丽莎白斯受美国基督差会长老会的派遣来到中国，路思义在文会馆担任物理教师。1897至1900年间，正是中国大乱的年头。先是德国人占领胶澳（青岛），继则一百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全国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绪在滋长。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兴起，所有在华的外国人惶惶不可终日，文会馆的课也上不下去了。在登州的传教士纷纷去烟台转朝鲜汉城避难。义和团被镇压下去之后，他们又返回登州。在美国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教会领导在内，都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呆不下去了。但路思义及其同事们却没有一个动摇信心的，都不想撤回美国。学校一些经多年苦心经营的设施被破坏了，他们又付出一番心血搞重建工作。此时，山东西部长老会和东部长老会在烟台开会，讨论办校问题。会议决定，尽快将登州文会馆迁至潍县。因为当时德国人正在修建胶济铁路，几年内即可通车。潍县位于山东腹地，交通四通八达，便于招生和扩大学校影响。早在 1888年，山东西部长老会就提议把文会馆迁到济南去，但碰到老一辈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像狄考文这样的老传教士，在胶东地区居住了将近40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原意将学校迁走的。不过，年轻的路思义已看出学校非迁不可的趋势。因为登州地处一偶，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学生来上学十分困难。另外，路思义也感到学校需要增添新的教学内容。由狄考文等老一辈传教士形成的一个中学教育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创办正规大学的时期正在开始。正因为他有这些想法，而遭到学校领导的冷遇。不过路思义对学校迁到潍县并不高兴，他的宏图大略是联合山东各教派力量，在山东省会济南办一所像样的大学。为此，路思义已于青州广德学院（英国浸礼会办的教会学校）领导人约翰建立了联系。

自从八国联军入京和义和团失败后，慈禧被迫放弃了对西学的限制，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办新学的热浪，一批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学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负笈东渡日本留学。在这种形式下，原先反对路思义意见的人，也开始考虑提高学校级别，增加高等课程，迁移学校地址，以跟上形势的需要了。

1902年6月13日，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联合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下辖三个学院：潍县人文科学院、青州神学院、济南医学院。统称为山东基督教大学，1908年定名为齐鲁大学。

按：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1836年-1908年)，字东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登州（今蓬莱）生活41年，1904年随登州文会馆迁潍县，为清末民初山东乃至全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学者小海亚特教授曾经断言：“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来说，美国北长老会的狄考文是个耳熟能详的人物”。原因是狄考文不仅“是首批在中国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之一”，而且是这首批向中国人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学和汉语方面均有造诣的屈指可数”的人物。认为“如果说他不是个天才，那也是最好的美国式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可说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及典型的得过21次奖章的最高级童子军相伯仲的全面成功传奇人物。他一生忙于‘大部分人都难以承受的工作’，在著述和教学方面功勋卓著。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和家庭工业家”。《圣使荣哀录 ——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139）然而，小海亚特先生或许不了解中国大陆学术界以往特别是他写下上述那些结论的时候——1970年代及其以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地研究甚至去了解狄考文。1985年顾长声先生《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问世以来，学术界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及其事业的成果虽然逐步多起来了，但迄之今日，也远未达到对狄考文其人“耳熟能详”的程度，相反，由于历史以及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对狄考文其人及其一生的事业，有许多问题还不为人知或不为人所承认。

Calvin Wilson Matteer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Calvin Wilson Matteer (Chinese name: 狄考文) (1836–1908), missionary to China with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He traveled to Denzhou (today Penglai City, Shandong) in 1864 and served 40 years in China.

He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for Bible translation, presided ove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idely circul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Bible,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He also founded the first moder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predecessor of the famous Cheeloo University.

He died in 1908 in Qingdao,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