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么能够站得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么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么一同事？至于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后。为什么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讲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