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黄叶村
座落在北京西郊的北大校园，风光秀丽，建筑典雅，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而且它还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燕园。这个名字在北京浩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京西从金元明清以来蜚声中外的园林艺术衬托下，令人心驰八极，神游千古，生发丰富联想和不尽暇思。这说明“燕园”这一称谓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高品位的文化内涵。而对熟悉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人士和许许多多五十年代以前在燕园生活、学习、工作过的人来说，燕园所唤起的，首先是对一所曾经享誉海内外、对中国教育乃至文化科技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教会学校的回忆。它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燕京大学。这所学校也和一位卓越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的名字——约翰·司徒雷登联系在一起。
一
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1）。但总体来看，从未形成气候。1724年12月14日（清雍正二年甲辰十月二十九日乙亥），清政府曾下诏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2）。此后直到十八世纪末，虽有少数传教士（多属天主教）在沿海一些省份活动，但都影响不大。1800年以后，随着中西贸易扩大，西方对中国的宗教渗透也明显加强。1807年9月新教传教士玛礼逊抵达广州并居住下来，可以被看作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不过，当时中国政府仍然禁止传教士到内地活动，同时社会习俗和文化观念也对外来宗教有所抵触，传教士在中国受到普遍敌视。玛礼逊最初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中文，他的主要传教活动就是全力翻译基督教文献。受这样的环境制约，直至1840年，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只有20人左右，并且其活动范围限于远离内地的广州一带。
但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彻底改观。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是“西方，而不是中国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3）。由此开始，传教士在中国的数量急剧增长。80年代就超过了1000人，90年代接近2000人，到1905年巳经达到3445人（4）。而且，他们不再满足于停留在沿海边缘省份活动，开始逐步向内地转移，并不断向乡村展开。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大多数是狂热的基督教文明优越论者。他们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传播福音，吸收信徒，为基督征服中国。美国新教传教士巴乐满的一段话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文化殖民主义者的无知和狂妄心理。他说：“我真诚地相信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都应当彻底毁掉……我认为中国的宗教领袖是敌视基督教的，我必须用同样的精神来对待他们。这是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决战，是生与死的战斗。我必须征服他们，否则他们将征服我们”（5）。另一位传教士杨格非1877年在上海一次传教士会议上演说时讲得更明白：“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发展国家的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征服中国”（6）。这种赤裸裸的宗教侵略，自然会激起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对传教士的反应都相当冷淡，接受洗礼的人寥寥无几。传教活动劳而无功，迫使传教士不得不去寻找新的传教途径。于是一些传教士开始转向教育工作，开办各种各样的学校。通过办学，可以吸引一批相对固定的福音听众，培养一批有文化的教徒来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还可以训练一批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助手来协助传教活动。另外，随着教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还要有学校来教育传教士和信徒的子女，以免使他们接受非基督教教育。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尽管各国教会当局对他们的传教士开办学校并不热心，害怕他们把精力用于办学而妨碍布道活动，但教会学校还是如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国各地纷纷发展起来了。其中尤以华南的广东、福建，华东的上海、苏杭一带，华北的山东、京津地区以及西南的四川等地成绩突出。起初，教会学校一般规模都很小，课程、学制也五花八门，极不规范。后来，一些有远见的传教士开始强调教育的学术水准。有些人考虑把他们的学校提高到大学水平或在原有中学水平的基础上设立“戴帽子”大学。有人甚至提议建立统一的教会学校系统。基于这种形势，1890年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组织成立了中华教育会。这个组织宣布的目的，是“促进在中国办教育的兴趣和所有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兄弟般的合作”（7），并试图给教会学校各年级制订课程计划，统一各种学科使用的中文术语，介绍管理学校和考试的办法。《教育季刊》杂志就是为此目的而创办起来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学术刊物（尽管其发行范围仅限于教会内部）。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原本分属于不同传教组织的小规模的教会学校纷纷寻求联合以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水平。于是一批后来在中国教育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教会大学相继成立，如岭南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等。燕京大学也就是此时应运而生，开始了它虽然短暂却很不平凡的历史。
组成燕京大学的是位于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四所教会学校。包括：一、汇文大学（英文名称PekingUniversity，与当时最知名的北京大学同名。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由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改称北京大学）。它的前身是1870年创立的美以美会男塾，最初只有三名学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寄宿中学，称卫理学堂。1890年正式在美国纽约州注册为PekingUniversity。包括文理学院、卫理神学院和医学院及一所预备学校。刘海澜博士（HiramHarrisonLowry)从1894年起担任该校校长直到并入燕京大学为止。二、华北协和大学。地点在离北京不远的通州。它原是初创于1867年的潞河男塾。1869年传教士谢卫楼(DavelleSheffield)接办后获得稳步发展。1889年改为潞河书院。1904正式成立华北协和大学。后来为燕京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的高厚德先生(HowardSpilmanGalt)曾任该校校长（1909——1912）。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原来是创建于1864年的贝满女塾，地点在北京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1895年改为贝满女学堂。1904年正式成立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四、华北协和神学院。系由1893年成立的戈登纪念神学院演变而来，隶属于基督教华北教育联合会。这些学校特别是汇文大学和潞河书院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都遭到很大破坏。事变过后，在得到中国政府的赔偿费重建学校时，北京的基督教差会开始商议联合办一所高水准的大学。华北教育联合会(NorthChinaEducationalUnion)就是适应这一形势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教派分歧及其它原因，联合的努力直到1918年才取得成效。这时，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联合大学的校长。
二
约翰·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1876——1962)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其先祖是苏格兰贵族的后裔，曾作过斯图尔特堡的伯爵，并由此而得姓。斯图尔特家族在美国的第一位祖先是阿奇博尔德。据说他因为参加了反抗宗教迫害的起义运动而逃亡美洲。他的一个儿子曾任联邦政府的内政部长和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校长，另一个儿子是联邦军队中的骑兵将领。司徒雷登的祖父戴维·托德是林肯夫人的表兄，他曾经创建了肯塔基州比维尔城基图尔特女子学院。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1868年经南长老会海外执行委员会派遣来到中国，后来定居于杭州，在那儿传教达46年之久，最后长眠在这块土地上。母系方面，司徒雷登的外祖父古斯塔夫·霍顿法官曾任莫比尔市市长，致力于倡导改革教育制度。他的女儿（即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婚前就曾创办一所以她本人名字命名的私立女子学校。在亚拉巴马州甚至美国南部各州都有影响。1847年，玛丽·霍顿结识了从杭州回国休假的约翰·林顿，并嫁给了他，随丈夫一起来到遥远而陌生的中国。斯图尔特夫妇在杭州生了四个儿子，司徒雷登居长。
司徒雷登的童年生活是杭州渡过的。人间天堂一样的苏杭山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他回忆说：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搞一些原始的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的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有一年夏天，我们到了青岛，暑天是在海边的一个峭壁上渡过的。有一次，我们乘坐骡轿到登州去看望我父亲的朋友、著名的传教士学者马蒂尔博士，他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我们小时候有几个精心挑选的、同我们讲中国话并为我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我们极喜爱中国的饭菜、糖果和水果，尤其是当时盛行的为举行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尽管我们与外界不来往，但当时人们在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以及类似的尚未受到现代交往影响而仍具有中国生活特色的场面，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留有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8）
1887年，司徒雷登11岁时，父母回国休假，同时把他和弟弟戴维送回美国接受教育。起先，父母把他寄养在莫比尔市的姨父母家里，上了当地的公立学校。司徒雷登功课很好，但开始一段时间，却由于语言、习惯、兴趣、爱好和当地孩子大异其趣而备受同学们嘲弄。一些人对中国的好奇和偏见也使他感到难堪。所幸这一切不久就过去了。在姨妈家，司徒雷登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每个星期天都要上教堂作礼拜，整个星期天的下午只能背诵《圣经》和唱圣歌，禁止像其它孩子那样上剧院看戏或者跳舞。过多和过于严厉的清规戒律使年幼的司徒雷登感到缺少像其它伙伴那样的正常愉快的生活，以至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传教士生活感到厌烦。
1892年9月，司徒雷登被送进当时美国南方最好的私立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校。该校是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环境优美，招生人数不多但经过严格挑选，教师水平很高。在几位老师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对拉丁文、希腊语和英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那儿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该校的优秀学生金质奖章。
一年后，经潘托普斯学校的乔治·丹尼老师介绍，司徒雷登插班进入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悉尼学院二年级学习。这是一所历史悠久、被认为在美国南方教育史上占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学校。该校校友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三十位国会议员，二十位大学校长。1931年列入全美名人录的大学毕业生中，该校学生占了7·4%，居首位。司徒雷登虽然是插班进入这所学校的，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896年6月24日，正好是20岁生日那天，司徒雷登以第二名的成绩取得汉普顿-悉尼学院颁发的文学士学位证书，从该校毕业。
接下来的三年，司徒雷登回到了潘托普斯学校，接替他过去的老师的职务，任拉丁文和希腊语教员。在此期间，有两个夏天他参加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立志海外布道运动组织的一些活动，激发了他做传教士的热情。因此，1899年秋天，司徒雷登进入协和神学院学习。三年以后，他在神学院毕业，并被长老会评议会授予圣职，准备派往中国传教。和父亲一样，司徒雷登这次来中国前结了婚，新娘是他的一位远房表妹艾琳·罗德。1904年11月17日，他们的婚礼在新奥尔良的一所教堂举行。婚后，夫妻双双就启程远航中国。这年的年底，司徒雷登的父母专程到上海来迎接他们。新年前夕，他们一家人团聚到了杭州。
回到中国以后，司徒雷登先以主要精力学习了一年汉语，然后就开始在杭州以北的农村布道传教。他经常乘一条小船来往于苏北的乡村城镇之间，走访农民和城镇居民家庭。由于出生于杭州，又相当熟悉当地方言，司徒雷登拥有其它外国传教士所没有的便利条件，使他很容易取得中国教徒的信任，从而能够就近观察和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与之建立密切关系。这些为他日后从事教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7年的夏天，司徒雷登应邀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主持这个神学院的《新约圣经》经文注释系，在这里渡过了十一年时光。教学以外，他还分担一些行政事务，有时也讲道。他认真工作，并继续学习汉语特别是南京方言。教学中司徒雷登全部使用汉语，讲道、公开演讲和社交场合他也尽量用汉语，这一时期他还开始创作一些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为《国际宣教评论》、《教务杂志》等教会刊物撰写论文，参加一些宗教研究小组的活动，并先后出版了《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希-英-汉字典》等著作，这些活动为他在教会组织中赢得了声誉。因此，当北京拟议中的联合大学因各派争执不下而陷入僵局，普遍认为必须由一位与各方都无所牵连的局外人出任校长才能打开局面时，司徒雷登被作为合适人选举荐出来。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一段生涯。
三
司徒雷登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为这所新成立的学校命名。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人一向对取名的事十分重视，不肯有丝毫牵就马虎。这所联建的学校虽然是教会中的外国传教士主事，但各校师生中多数是中国人，而且橘生淮南，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难免为风气所移。所以，当时有关各方正为新校校名的事争吵得不亦乐乎。原汇文大学校长刘海藩博士坚持新校仍称“汇文”，该校的一些毕业生甚至扬言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认这所学校是他们的母校。而其它学校的师生则坚决反对新校用“汇文”作校名。华北协和大学的一些学生宣布如果采用了“汇文”这个校名，他们就要在通州校园中焚烧毕业证以象征母校的死亡。双方都没有妥协的余地。另一方面，汇文大学的英文写法PekingUniversity和当时在蔡元培主持下事业蒸蒸日上、学术水准一流、巳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国立北京大学完全相同，使得新校继续使用“汇文”这个名称显得不合时宜。这时，司徒雷登展示了他的外交才干和谈判技巧。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斡旋，终于说服各方同意采用“燕京”作为这所新大学的名称。燕京，意为古代燕国的都城。据说这个名称是由蔡元培和胡适提议的（9）。北京古代称蓟，是周朝分封的侯国燕的国都所在地。自古以来，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就泛称为燕地，北京以西往北延伸的山脉称作燕山。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产生过不少杰出人物和无数优美动人的诗篇。元明清三代，北京又一直是统一的大中华帝国的都城。“燕京”这一名称，即富于诗意，又高度凝练地概括浓缩了北京地区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的特征，个性鲜明，魅力独具，得到了各方面普遍的赞同。从此，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颇为精彩的一页，就在“燕京大学”这个名称下正式开篇了。
正名之后，司徒雷登又开始为选定新校址而奔走。当初几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男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今北京火车站附近），女部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课，极不方便。而这几处地方又都很狭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重新修建一所校园势在必行。司徒雷登为此骑着毛驴或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四郊，最后选定了离颐和园不远的一块地方，包括巳经荒芜颓废的前清皇家园林睿王园和畅春园的一小部分，以及佟府村、米家坟等处。据许地山先生考证，睿王园即明末著名书画家米万钟所筑的勺园，现今燕园内的湖就是当日的勺海或称文水陂。勺园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是明代北京享有盛誉的私家园林之一。《帝都景物略》、《日下旧闻考》、《长安客话》、《燕都游览志》等书都有记载。入清以后，勺园归皇家所有，由康熙赐名弘雅园（因避讳的关系，后来也写作洪雅园）。乾隆时，洪雅园为郑亲王府第，后来又曾一度入于和珅之手，和珅败后，园遂为睿亲王所有。故自嘉庆以来，海淀人便把它叫作睿王花园。咸丰九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了园明园，睿王园同时被焚（10）。民国初年，这块地皮转到了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为此专门去了一趟西安，从陈树藩手中以六万大洋买下了这块地产。陈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了奖学金。此后，又从附近相继购入了一些私人地产和官地，使总面积达到了780余亩（11）。需要说明的是，此后燕京大学又曾多次购进周围的地皮以扩大校园面积。如1931年购入蔚秀园，面积达120多亩。洪煨莲先生为此撰写了《蔚秀园小史》，刊载于1932年元旦的《平西报》新年增刊上（12）。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人民政府划拨了一些土地，才形成了燕园今天的规模。这期间，也有一些普通老百姓，无偿地把自己的私人房地产捐给了燕园，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例如，有一位金韵梅大夫，曾先后捐给燕京大学价值15000元的房屋地基，后来又捐助过6200元现金。现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块碑石记载了这件事，但对金韵梅其人巳无人能知其详了（13）。类似这样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为燕京大学所做的贡献，也应当为后人所永远铭记。
1921年，新校舍开始动工兴建。司徒雷登回忆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照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14）。应当说，燕园能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校园，司徒雷登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功不可没。1926年夏天，新校舍终于落成。原住城内的男女两部同时迁入。不幸的是，恰在此时，司徒雷登的妻子病逝于北京。他们婚后22年来一直美满和谐，相爱至深。司徒雷登按照宗教仪式为妻子举行了葬礼。之后，她被安葬在燕园附近新落成的新燕大公墓里，成为其中的第一座坟茔。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做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募集经费。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其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纽约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司徒雷登到任后，也不得不以极大精力为此而奔波。抗战爆发前，他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寻求资助。后来还在中国发动募捐。筹措资金是十分艰难的事。司徒雷登有次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诉苦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15）。尽管如此，经过他不懈努力，终于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象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为学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维修设备、兴办文化事业（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和引得编纂处（16））以及维持日益增长的教学管理费用筹齐了所需资金。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
在司徒雷登主持下，燕京大学的教学管理体制日益健全，学术水准不断提高，规模也逐步扩大。到三、四十年代巳经成为一所蜚声海内外的高等学府。它聚集了一批第一流的中外专家学者，如吴雷川、陆志伟、洪煨莲、顾颉刚、郑振铎、马鉴、容庚、邓之诚、郭绍虞、许地山、吴文藻、谢玉铭、埃德加·斯诺、夏仁德、赖朴吾、高厚德、班维廉等；也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优秀人才，如谢冰心、黄华、陈翰伯、韩叙、周南、龚澎、韩素音、萧干、严冬生、沈元、侯祥麟、谭文瑞等，为我国的文化教育、外交、新闻和科学技术事业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7）。在治校方面，司徒雷登亲自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并将其应用于学校的各个方面。这个校训融合了宗教的信仰、科学的方法和无畏的探索精神，是对司徒雷登人生观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它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马太福音书》第20章第28节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32节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托马斯·杰弗逊书写在该校的正门上方。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话揉合在一起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司徒雷登反复强调和身体力行的“中西一冶”即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思想。他认为这是燕京能够发挥的一种重要作用。前面说及的司徒雷登对新校园建筑的构想巳经反映出这一特点。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员选聘、管理制度等方面也都体现出这种精神。哈佛燕京学社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尤为难能的是，燕京大学中西教员在住宅、医疗、福利等各个方面完全一视同仁，享受平等待遇。当时这在国内其它学校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特色（18）。
在燕京大学的教学管理体制中，较有特点的是绩点制度(MeritPointSystem)，即学生入学后一定时期内，成绩必须达到一定的绩点方能继续留校学习，否则即予以淘汰。绩点依成绩计算，采取五等制。五等为最高分100分，以下四、三、二、一依次每等递减10分，英文用E(Exellent)、G(Ggood)、M(Medium)、P(Pass)、F(Failure)表示。第一学期的成绩平均必须在2以上，第一学期结束时在2·5以上，第二学年以后在3·5以上。如达不到这个要求，则必须自动退学，下学期不再予以注册。这一制度对燕京大学学生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
还值得一提的是，燕京虽然是一所教会大学，但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却一直很活跃，当然，司徒雷登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一直持反对态度，尽量予以干预。但由于燕京大学也较少受到反动政府的思想箝制，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的学术氛围比较浓厚，中外教员中都有一批同情中国革命的正直人士，所以燕京大学学生在北京学界爱国运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些青年学生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不幸遇难的魏士毅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纪念碑至今仍然耸立在燕园，受到人们的瞻仰和崇敬。
作为一所由教会创办的大学，燕京大学最初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注册，受设在纽约的燕京托事部领导。司徒雷登的校长职务就是由这个托事部聘任的。但1928年起中国政府规定凡在中国境内开办的学校必须到中国政府立案，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同时还必须设立董事会，华人必须在董事会占多数，校长由董事会聘任，教育部批准。据此，燕京大学改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注册，并由吴雷川担任校长。司徒雷登改为校务长。但在英文中，司徒雷登仍称Prisdent，而吴雷川（及其继任者则被称为Chanceller（名誉校长），实权仍操自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的事业蒸蒸日上，司徒雷登为此付出的心血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30年6月1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褒奖他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燕京大学的成就也引起了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注。最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1936年6月燕京大学的师生为司徒雷登举行的盛大的祝寿活动。不仅北京一地，而且全国许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举行了聚会。在燕园的庆祝会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勤杂人员甚至还敲锣打鼓地送给他一块匾，上面写着“有教无类”。6月24日晚上，燕京大学举办盛大的文艺演出。开幕前学生向司徒雷登赠送象征“壮心不巳”的精美刺绣，全场观众起立向他行三鞠躬礼。这一切使司徒雷登在多年之后回忆时仍然激动不巳。可以说，这次寿庆活动是他的事业走上巅峰的一个标志。
那一年，司徒雷登60周岁。
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在此之前，华北许多高校纷纷南下或内迁，但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商请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燕京大学升起美国国旗（这以前它只挂校旗和中国国旗），恢复了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入学考试。此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顶住日本人压力坚持独立办学，为华北沦陷区不愿投敌附日的青年提供了一个求学的地方，培养了一些人才。据当时统计，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变后聚增至1200余人（20）。这个数字能说明不少问题。当时燕大的学生，大都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进步青年，其中不少人后来去了解放区或者大后方。不少教员也都有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精神。所以燕大校园内的抗日宣传活动比较活跃，甚至还为敌占区的地下抗日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掩护，并因此而引起日本侵略军的仇视。他们动用了一大批秘密警察盯着燕京大学，不少学生因为被告密而遭到逮捕和拷打。遇到这种事，司徒雷登总是让秘书出面设法把被捕的学生营救出来。他还指示燕大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为愿意南下到大后方或解放区去的学生提供资助，并亲自安排行动路线，为每一个要走的学生在临湖轩设宴送行，支持他们脱离沦陷区（21）。当然，在那种环境下，为了把学校办下去，司徒雷登也不得不有时敷衍一下日本人，以示自己在中日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他也对学生在校园中的抗日活动加以限制，以防引火烧身，惹出麻烦（22）。
然而，司徒雷登的小心谨慎并没有能使燕京大学逃掉厄运的打击。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覆巢之下，焉得完卵！1941年12月8日早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军包围了整个燕京大学，并于当日强行将其接收，解散。司徒雷登和一批资深教职员、11名学生被逮捕，关进了宪兵队。所有英美籍教职员都被作为战俘押送到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只有林迈可夫妇和班维廉夫妇因为早晨一听到广播就当机立断，驾车直奔西山投奔了解放区而免遭此难。全体学生被赶出了校园，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伤兵医院。此后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司徒雷登在监禁中渡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23）。
但是，燕京大学并没有就此被扼杀。一批逃离沦陷区的燕大师生历经千辛万苦，先后到达四川。依靠后方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在成都恢复开办了燕京大学。1942年10月1日，成都燕京大学正式开学。曾任北平燕大教务长的梅贻宝先生代理校长。司徒雷登虽然身系囹圄，仍然被宣布为校务长。学校招生时，成渝两地投考人数超过三千。但限于条件，只能招150名新生，加上从北平转学来的旧生，到第一学年结束时学生总数达到364人。学校继承燕大传统，推行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教员阵容也比较强大。除了原来燕京大学南下教员30多人外，还特聘了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徐中舒、赵人隽等知名教授任教，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和教育质量，赢得了社会的好评（24）。
18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17日，司徒雷登被释放出狱。他当天就邀请原燕京大学在北平的教职员陆志伟、洪煨莲、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在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有关接管校园、筹备复校等事宜。8月21日，复校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陆志伟、洪煨莲牵头，不少人闻讯从外地赶来参加工作。9月12日开始招生报名，10月3日发榜录取。10月10日上午九时，燕京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贝公楼礼堂隆重举行（25）。与此同时，成都燕京大学继续招生开办了一年，直到1946年暑假，才分五批陆续复员到北平。燕京大学由此跨入了一段新的历程。
解放战争时期，燕大师生同北平其它高校的师生一道，勇敢地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民主爱国运动，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于1952年院校调整时，决定将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原在北京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这样，燕京大学这所由教会创建的著名学校，融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开始了一种新的生命。燕京大学自身的历史，也在礼赞新生的颂歌声中，除除落下了帷幕。
五
司徒雷登的道路，却踏入了他一生中最不走运的时期。
1946年7月，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推荐，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如果说，作为燕京大学校长，他曾经为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话，在这个新的职位上，司徒雷登却把自己同中国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国民党政府牢牢地栓到一起，积极支持蒋介石进行的反共内战。因此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所唾弃。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心情沮丧地离开了中国。机翼下，浩瀚的太平洋闪着鳞鳞波光。中国的海岸线在他身后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视线的尽头。这块大陆曾是他的出生地。这里有他童年的快乐，也有他一生的大部分事业。美丽的西子湖畔长眠着他的父母和一个兄弟，燕园旁的公墓里埋葬着他的爱妻……几年后，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开篇第一行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26）而这一切，现在都随着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永远地离他远去了。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这篇充满辛辣嘲讽的时评，宣告了司徒雷登在中国使命的完结。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于美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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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阿·克·穆尔：《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郝镇华译。这本书提供了反映中国基督教早期传播情况的详尽资料。
（2）《清史编年》第四卷P99-10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
（3）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P7。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文关于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情况的概述，主要参考该书提供的资料，谨此向着译者致谢。
（4）参看《中国教会大学史》第一章第一节：《文化上的对抗》传教士人数的剧增也有欧美本土宗教复兴运动的背景，并以经济繁荣为依托。
（5）巴乐满：《我发现东方》。转引自《中国教会大学史》P9-10。
（6）《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转引自《中国教会大学史》P10。
（7）《中华教育会章程》。转引自《中国教会大学史》P94。
（8）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提供了当事人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法，对全面认识司徒雷登极有价值。不过，由于作者的宗教和政治偏见，使他对一些问题的叙述并非很客观。而且作为事后回忆，细节上也容有不确之处。所以在事实考订上不能过于相信该书。
（9）廖泰初：《燕京大学建校初期的高厚德先生》。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出片社1988年4月第一版。
（10）许地山：《燕京大学校址考》。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
（11）苏勇、樊竞：《燕园史话》P21。工人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
（12）该文收入《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可参看。
（13）李固阳：《关于金韵梅大夫》，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
（14）（15）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P51、53。
（16）陈观胜：《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王钟翰：《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两文俱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又见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载章开沅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P138-163，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
（17）参阅雷洁琼《序——为燕大文史资料建校70周年特辑而作》，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这个名单当然是不完全的，但对说明燕京大学的师资阵容和学生质量还是很有用的。
（18）（19）吴其玉：《北京燕京大学的回忆》，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
（20）林培志：《七·七事变后的几件事》，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
（21）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
（22）参阅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之第七章：《日本占领与自由之岛》。
（23）参阅桑德雨（MargaretSpeer）《珍珠港事变后的经历》，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
（24）参阅《抗战时期迁蓉的燕京大学》。该文由燕大成都校友会整理，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
（25）李耄年、郑峨嵋：《燕园重光录》，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
（26）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P1。
（27）徐英：《司徒雷登返美以后》，载《文史资料选编》第32集。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