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毕业，你想做什么？
“建国中学毕业以后呢？想念什么学校？”
孩子答道∶“台湾大学医学院”。
“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呢？你想做什么？”
孩子想了一想，答道∶“我要开计程车”。
王智弘
王智弘医师首先讲述关于一个向往当医师的小孩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五岁大的小孩想进入一所台北市最好的幼稚园，在入学前的面谈时，他被问道∶
“你幼稚园毕业以后想念什么学校？”孩子答道∶“再兴小学”。 “再兴小学毕业以后呢？想念什么学校？”孩子答道∶“南门国中”。 “南门国中毕业以后呢？想念什么学校？”孩子答道∶“建国中学”。这些都是台北的明星学校。 “建国中学毕业以后呢？想念什么学校？”孩子答道∶“台湾大学医学院”。 “那么，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呢？你想做什么？”老师追着问。 孩子想了一想，答道∶“我要开计程车”。
王智弘医师指出，这个故事点出了台湾人传统上对于进入医学院的重视，但是大多数人对于当医师要做什么却不那么清楚。他同时指出，故事也告诉我们，如果在面谈的时候对申请人继续追问一个问题，往往可以发现原本被隐瞒的内在动机。
入学标准影响个人成长与教育
王智弘医师说明台湾为什么应该改变以大学联考做为选择医学生的依据的现行制度。王医师首先与大家分享他的美国经验。对他来说，要进入顶尖的医学院的困难与障碍，除了向大学与医学院提出申请以外，还包括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他列举了在美国申请医学院时必须考虑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描述个人志向的自传、医学院入学测试、学业成绩及课外活动的表现等。王医师强调，美国医学院多元的入学考量标准，深深影响了他个人的成长与教育。学校对于学术成就、工作经验、领导才能、研究经验、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在其它领域的兴趣，比如音乐、体育等的重视，让他能从许多不同层面中得到个人的成长与学习。王医师同时列出他用来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入学许可的主要策略以及执行这些策略的步骤，包括∶
1. 提出好的方案来克服自己的弱点。
2. 加强优点，成为竞争优势。
3. 把眼前的工作排出先后顺序。
选择医学生三层面∶效益、偏见及动机
以台湾的情形来诠释这个经验，王智弘医师分析在选择医学生的过程中的三个主要层面∶效益、偏见及动机。 在效益方面，衍生出来的问题有：这样的选择政策能够多有效的选出那些可以把工作做得最好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在偏见方面，我们要质问这样的选择政策会不会造成对某一个社会阶层（例如穷人、女性）过度的偏爱或是排斥，而这个偏见，会不会是因为选择政策本身对某一个社会阶层的表现，长时间以来持续的高估或是低估的偏颇所造成。在动机方面，我们必须质问选择政策是否会对申请人、高中学校、行政人员，主考官，以及那些想要影响主考官的人造成哪些好或坏的动机？
美国选择医学生所费不赀；台湾便宜许多
王智弘医师接着由成本、表现、与选择这三方面，来比较美国和台湾的医学生选择制度的效益。在成本上，相对于台湾，美国选择医学生的制度无论对于学生或学校来说，都是所费不赀的；台湾则便宜许多。在表现方面，取决于医师的生涯选择。在美国，是以明确的、整体性由内而外的标准及病人的满意度来评量医疗照护品质；在台湾则通常不加以评量。王医师指出，医学生涯是多样的，可以涵盖从临床到非临床工作；从最不需要人际互动(如病理科医师 ) 到需要很多人际互动(如身心科医师 )。因此，选择医学生的入学标准，必须能够选出未来从事医学各领域所需要的人才。特殊的考量包括选择与教育的问题 ( 例如：现行制度是否能有效的选择篮球员或是运\动专栏作家 )，以及非临床生涯是否应该留到研究所后之教育 ( post-graduate education ) 才来选择。
大学联考使教育与“真实人生”脱节
在动机上，王医师认为台湾“一试定江山”式的联考制度，对于申请人、高中学校、行政人员，主考官，以及那些会影响主考官的人分别造成不同的诱因。对学生而言，一些明显的正面影响在于它对于个人在某些科目的知识与技巧方面提供充分、清楚的资讯；也促使学生在校更勤奋求学；让学生清楚知道要学习什么；以及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努力带来什么样的成果。另一方面，其负面的影响包括，可能会让学生感到气馁，而不愿意再接再厉的努力；让学生对分数淄铢必争，比较无法与人共事；让学生轻视学校成绩的评定，以及个人在其他方面的成长；让学生以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把大学联考考好，进而使得教育与“真实人生”脱节。
投入考试准备工作，贬抑身为人师的职业价值
对老师而言，正面的诱因包括∶引导老师把教学与标准相连结；帮助老师针对考试找出课程的优缺点；帮助老师找出学生没有把握的内容并且调整调整他的教学教法；并且激发老师更努力工作，工作得更有效益。至于负面的诱因包括∶它鼓励老师把教学重点放在特定的考试内容上，而忽略了课程标准；它让老师将精力投入不正当的考试准备工作，贬抑了身为人师的职业价值。
对行政人员而言，正面的诱因包括∶它促使行政人员检验学校在课程安排与教学方面的政策，进而改变学校政策来改善课程与教学；帮助行政人员提升课程的品质，并且帮助他们在资源的重新分配上做更好的决定，例如提供专业上的发展。负面的诱因则有∶诱导行政人员执行政策来提高升学率，而不见得提升学生的学习情形，造成行政人员牺牲其他学科来加强考试相关科目资源的比重，它会促使“能力分班”以便加强操练，导致行政人员把资源浪费在考试的准备上而忽略了学校其他的需求与问题。
对入学委员以及那些想要影响入学委员的人而言，正面的诱因包括∶它让入学委员可以非常清楚地向社会大众交待什么是入学的标准；入学委员会的成员也因此可免于被骚扰或被游说。负面的诱因则有∶促使教育观与教育目的过度简化，以及举才的权力被掌握在寥寥几个设计考试的教育家手中。
我们可以直接把“美国经验”引进台湾吗？
再回到选择医学生的“效益”问题，我们应该自问∶
1. 我们选中的人，是否真的是符合我们需要，具有一定品质并能胜任愉快？
2. 我们是否还需要为选择医学生的办法加入哪些额外的条件？
3. 我们是否能跨越这些运\作上额外的困难？
经由我们对美国经验的了解，比较了教育制度环境因素以及文化的差异后，我们必须评估是否我们可以直接把“美国经验”引进台湾。
美国比较重视学习的过程允许犯错
台美教育制度有若干主要的差异。首先，在结构上，美国教育制度的课程比较具有弹性，它可以针对每个学生量身订做，因此很少造成明星学校，也不将学生能力分班。比起大学，对一般学生而言，高中的要求比较不严格。每一科别都有不同困难程度的课程供学生修习，并且允许学生犯错，可以延读或重读。当然，这些情形可以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另一方面，台湾的教育制度课程比较僵化，学生因能力分班，并且被“赶鸭子上架”一样的教育。各科教材都是既定的，对一般学生而言，高中比大学要求得多而且还要难读。
台湾的教育制度比较不能讨价还价，很少有允许犯错或延迟就读的机会。其次，在过程上，美国比较重视学习的过程，学生下多少工夫，都可以得到部分的分数。对学习过程的评估，从高中、大学到医学院，随时而机动地从不同的角度来持续进行。相较之下在台湾，学生的努力只得到最少的肯定。学生被要求写出可能不符常识的“标准答案”。台湾非常重视先入印象，比如台大毕业生再怎么样也好歹是台大毕业生。至于结果方面，在美国，即使结果受到重视，某些例如社经背景、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主动力等变数，都会被列入考量。然而在台湾，结果几乎被用来做为唯一的评量。
美国人口多元化，在共识的达成上经验比较丰富
其次，如果我们比较环境因素，会发现台美之间的整体环境有显著的差异。例如在美国，社会将从不同层面，例如运\动、学术、以及艺术，来评估并且给予回报。这个情形让学生有更多闲余时间来探究，可以有更多资源用在运\动与课外活动上的追求，而且由于考试对少数族群有偏颇不利的过往经验，让美国人一向对考试抱持怀疑主义。加州大学甚至尝试着要排除学生成就测验。可是在台湾，学业成就显然重于其他。学生比较专注于学业而比较少把闲暇用于其他方面的学习，其他才艺也很少有机会与资源。更甚的是，台湾考试的传统长远，甚至设立考试院作为政府机构。
最后，台美之间存在着主要的文化差异。美国人口多元化，在共识的达成上经验比较丰富，这一点对于入学委员会的运\作很重要。即使考试官的影响因素确实存在，多数的美国人很尊重法律与规定。在台湾，人口的同质性比较高，而且对于共识的达成比较生疏。台湾人比较容易受到权威，例如议员们，的影响。他们也比较会忽视规定，钻法律漏洞。
反对多元入学三大方面：公平因素、准备因素以及惯性
把这些因素都列入考量之后，我们可以把来自家长与学生反对台湾多元入学制度的常见理由，归为三大方面：公平因素、准备因素、以及惯性。针对公平因素，部分的想法是(1)认为面试过程牵涉到第一印象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因此有可能收受贿赂，(2)担心会增加申请费用而形成贫困家庭的负担。准备因素方面的理由包括(1)担心有些家庭可能无力帮助他们的孩子培养特殊才艺，因而让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2)虽然入学途径多元化了，学生却必须针对每种途径通通做准备，压力也增加了，(3)觉得规定很复杂而且时常在改变，让学生无所适从。最后，就是对于改变的惰性。大家觉得旧有的国家考试制度单纯、便宜、而且公平。目标很清楚，只要一个人肯努力，就可以进入好学校，而不需要担心收贿的问题。
我们要的是什么人？医师的生涯可能是什么？
因此，如果我们要确保从医师身上得到我们所要的品质，我们就必须在入学条件上，找到公平性与相关性的平衡。王医师给台湾的建议是，从旧制度中跨出来时，我们要考虑，首先我们要的是什么人，也就是说医师的生涯可能是什么，以及这些不同生涯中需求的特质是什么。其次，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来找出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质问如何找出这些特质，以及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工具来作为入学标准，例如就现行制度而言，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实证，哪些是最好的方法。最后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经由确认台湾现有的制度足以回答这些疑问而来测试或是执行新制度，或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或是实验，以及什么样的研究设计，可以回答这些疑问。
确保招生过程的透明化与公平性
王医师也建议听众为了在将来加强大众对于选择制度的信任，我们最好进行阶段式的改变来改进招生过程。在近期内，我们可以确认招生过程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效益、偏见、公平、以及动机诱因，让候选人早一点知道改变，以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准备，避免他们重复准备工作。其次，我们可以为学生提供并且改进个人成长的环境，例如提供弹性课程，让学生有较多的闲暇，建立师徒制度，提供实验室空间等等。这些改变的目的都是希望最终能确保招生过程的透明化与公平性。
最后王医师藉着引述“那些懂得明智选择的人，会自我选择”，指出招生过程是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社会自然会选择所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