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能教书了，但是却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教科书，从骨骼到人格，都展示给了学生，并站在那里注视着后来人的一举一动。
“１９５９年因肾结石切除右肾。２０多年来左肾功能逐渐代偿过程中所取得变化（大体和微体）……Ｔ５锥体几乎完全烂去，请检查：……肱动脉明显硬化。注意：可能肱动脉高位分岔（双侧）……”这是篇《病理解剖重点》，作者沈福彭教授一生写过无数此类教案，这次所解剖的对象是他本人。沈老在遗嘱上向学生与同事们说，自己多病缠身，可谓研究资料俱全的难得标本。在该份材料后还特别注明：“角膜可以用。”
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１日，青岛医学院第四解剖室的手术台上停着一具清瘦的老年尸体，六七位解剖学教师围在本教研室创始人的身边，刀下得格外沉重。解剖结果：主动脉粥样硬化，慢性动脉瓣膜病，全心肥大，二尖瓣闭锁不全，右肾已切除，左肾干酪性结核性病变，多发性囊肿形成……沈教授带着这样的病体走完了一生，而灵魂健康无比。他自称人才“垫脚石”，而且要让学生“踩得稳，站得住”。解剖学无名无利，但每一个学医的人都要过这个门槛。“没有基础，就没有尖端”，他说。
晚年的沈教授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只有０．０４，但是他依然借助放大镜审读研究生论文，审校其他学者的书稿。去世前两天，他还在为解决尸体运输问题致信陈老师，信后连写“快！快！快！”。去世当天，老爷子预感到今后不能参加教研室的会议了，让子女备好录音机，把想法口述下来。他致函省领导，感叹“未能展我所学，对国家贡献太少，引以为憾”。这就是一代良知的愧疚，其实社会更应愧疚于他。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以后，沈教授失去了正常的工作机会，但他没时间抱怨，只能快马加鞭地追回岁月。无奈国家刚刚恢复元气，他便耗尽了元气。来自国内的委屈，沈教授都忍了，但来自国外的一点儿也不忍。当年在比利时实习，犹太教授可汉看了他填写的病历后大怒，对住院医师说，“这么重要的病历，为什么让中国人来写？”沈福彭也大怒，抗议道：“你是先生，我是学生，我写得不好，你可以批评，为什么侮辱我的祖国？”那位傲慢的白种权威不得不向矮小的中国青年道歉。
今年恰逢沈老诞辰１００周年。他１９０８年出生于苏州一个医生家庭。１９３２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旋即负笈西欧，１９３９年获布鲁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当时华北、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他不愿隔岸观火，毅然回国赴云南大学医学院教书。抗战胜利后，他的老师推荐他到美国杜克大学任教，他的老同学童第周邀请他到青岛帮助组建医学院，他婉拒前者，谢应后者。沈老曾任青医附院院长，省政协委员，逝世后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的表彰。他精通英语、法语，熟悉意大利语、德语与俄语，此一大用之才没有充分用好，可惜了，可惜了。
沈老辞世２６载，但至今还在；我与沈老素昧平生，但依然常见。
沈福彭在遗嘱中表示，要为自己所倾心的岗位“继续站岗”，希望同事与学生们将解剖后的遗骨穿成骨架，放在标本室中。他不能教书了，但是却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教科书，从骨骼到人格，都展示给了学生，并站在那里注视着后来人的一举一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专家组到青岛大学视察，面对沈教授的骨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来自各地各专业的教授们自发地集体鞠躬致敬。
这副骨架没有生命，却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