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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g.c.dr. 从 :: 校园杂谈 :: 移动到本区(200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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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老来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是一位古人的心态，“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体现了苏东坡的豁达。人老了，不能只是等死，在头脑尚未糊涂、手脚能动的时候不妨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事情。时间宽松了，在工作之余回首一生的轨迹，也未尝不是一件韵事。在有心人的劝导下，我信手拈来，写成了这本小书。有丰功伟绩者立传，无大作为者也不妨留点痕迹，便于世人评说。书名“惊回首”，是取毛主席词“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之意。书中不免涉及一些人和事，但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因为我有被人整的经历，却无整人的本领与心思。只是娓娓道来，记实而已。敏感之处，我都一概回避，不愿涉及。那些事我将带去见马克思，勿使留存。如果尚感唐突，只好请求见谅了。阅者如果认为不堪入目，当是意料中事。如果有人能耐心看完本书，倍感荣幸。如果觉得尚有某些可取之处，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了。
徐启明
2007年10月
目 录
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二、南湘雅点滴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四、得遇明师
五、创业维艰，未雨绸缪
六、“不为牛后”
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八、路途坎坷
九、十年浩劫
十、“长恨此身非我有”
十一、“花甲”以后
惊 回 首
兼及临床思维
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很多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不过我的童年却是比较苦涩的。据说我出生在湖北武昌，我出生时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包围武昌的时候，我出生的时辰是早上，当时可以同时看到月亮和初升的太阳，所以我姐姐建议给我起名为明。因为我是启字辈，所以叫启明。在我之前，我母亲生了六个子女，但只留下我姐姐和我哥哥，其余的都夭折了。为了“避免”我长不大，我母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箩生”，喊我时叫“箩伢子”。意思是我是箩筐生的，比较贱，希望藉此我可以平安长大。等到我上小学时，我觉得“箩生”太难听，自作主张改成了“罗生”。我哥哥比我大16岁，在我出生的第二天我姐姐生了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我们两甥舅的年纪只差一天，但辈份差了一辈。当时家里穷，父亲无所事事（美其名曰“赋闲”），靠母亲洗衣、姐姐刺绣、哥哥卖油条维持生计。不得已姐姐早早嫁了人，我哥哥为了找出路投了军，以后凭借他的努力考上了黄埔军校……走上了一条他自己也未曾预计到的死路。
到我快满一岁时，我伯父给我父亲在南京找了一份小差事，所以我们举家迁往南京。对这段时间我没有什么记忆，只记得大概是我一岁多时（我已可以走路了），我母亲为了做事时无后顾之忧，用一根布带子把我的踝部拴在方桌腿上，以布带的长度为半径便是我的活动范围。后来我哥哥也到南京工作，我记得在我哥哥结婚时我姐姐特地回娘家祝贺，很遗憾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新娘子与我姐姐和妈妈闹起了矛盾，我姐姐只好带着我和妈妈到她家住了约半年之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家庭不睦带来的痛苦。我母亲是个非常慈祥、大度、克己的人，是个尽管自己不宽裕也尽力周济别人的人，我不明白嫂嫂为什么要和她产生矛盾。我总记得由于这种矛盾以及“制裁”，我和妈妈在每个月底总有几天只能光吃红薯，我的衣服也大多是向亲戚家讨来的，看到邻居家的和睦气氛，我总是十分羡慕。也许就是这些，促使我从很小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争气”，。要让妈妈以后过上好日子。我母亲虽然只是一个一般的家庭妇女，但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很早就开始教我识字，等到我上小学时，我已经认识约500个常用字了，而且已经会背九九乘法表。所以上小学后未感到什么困难，为我在每学期均取得第一奠定了基础。
我记得我就读的小学叫小西湖小学，是一所平民化的学校，学生中绝无达官贵人的子弟，同学间相处都比较好，教师也很尽责。我较早就已经开始了课外阅读，当时国内作家对儿童影响比较大的是冰心的作品，翻译的作品中则首推“爱的教育”。这些作品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从这些作品中找到慰藉。我念小学时，我的费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如果我想买一本课外读物或一支好铅笔，我就必须从给我买早餐和中餐的钱中省出来，所以常常我早餐、中餐都只吃一个烧饼。另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我哥哥养了一只小狗，名叫“克咪”，黑白花、卷毛、大眼睛，很漂亮。这只狗非常聪明，会握手、站立、打滚、作揖等等，它和我的关系特别好。它似乎有时间观念，在我放学以前它就在校门口等我，我放学后它就衔着我的小书包一起奔跑回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年我十岁。在日本飞机对南京进行了第一次轰炸以后，我离开了南京，踏上了“逃难”的路程。这次我是随父母辗转来到我姐姐家。我姐姐住在鄂西山区，山区没有学校，所以我只好进入私塾念书。在私塾中念的是“论语”、“幼学琼林”、“左传”、“古文观止”之类，要作文言文。到现在我还记得“幼学琼林”的第一段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左传的第一篇则是“郑伯克段于鄢。”在私塾中我也有我的优势，因为在文言文方面我可以很快赶上去，而另一方面我算是见过世面的，数学、历史、地理、自然、时事等都是私塾中的同学未曾学过的，我可以作为老师的助手教他们。所以在同学中我很快就站稳了脚根，并且相处得很好。那时念私塾是寄宿的，我很快也就适应了寄宿的生活。经过逃难的奔波，我母亲一直感到身体支持不住，到达我姐姐家时就基本上卧床不起了。但乡间缺医少药，只能找“郎中”开几个药方，吃几副中草药，勉强捱着。在我念私塾不久，有一晚我突然怎么也睡不着，对一个十岁多的孩子来说，“失眠”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但那晚我就是失眠了，而且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到天刚刚亮，来报信的人到了，说我的母亲已于当日凌晨去世。到现在我也不能解释这种“心灵感应”现象，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并非听来的传闻。母亲的去世，对于我不仅是晴天霹雳，简直是山崩地陷，天塌了下来。我十岁多就不得不考虑何以自处，我虽然住在姐姐、姐夫家，但毕竟是“寄人篱下”，这种滋味并不好受。自此以后我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督促、鞭策自己。梦想早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随着一些地方的相继沦陷，一批逃难的教师汇集到当地，于是当地“士绅”藉此机会利用这批教师资源办了一个初级中学，取名“清江中学”。我姐夫决定让我去试一试，如果还好的话，就让他的大儿子（我的外甥）也去念这个中学。所以我报考了这个初中。也许是因为教学水平不高，也许是当地学生水平太低，每个学期我都是得第一名。按照学校规定，我获得奖学金。这使得当地“士绅”很不开心，他们不高兴的是为什么奖学金总是给“外地人”得了。由于日本飞机对县城的地毯式轰炸，学校被迫搬到了乡下的一座庙中。在那里生活非常艰苦，而且军训教官非常刻薄，每次吃饭都是蹲在地上吃，只给5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哨子一吹就不许吃了。我们很想报复一下教官，刚好教官住在我们卧室的楼下，我们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我们住的房子漏雨，每逢下雨我们就只能把地铺挪开，用脸盆接漏下来的雨水。我们想这倒是个机会，大家合计好安置了几个脸盆接水，把正对着教官床铺上方的地板撬开几条缝，然后踢翻脸盆，水全倒在了教官床上。教官怒气冲冲上来查问时，我们一个个装得睡眼惺忪，表示十分抱歉睡着了不小心把脸盆踢翻了，要是房子不漏雨就没有这个事了。教官只好悻悻而去。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下河摸鱼，然后到老乡家中去弄一顿鱼吃。在初中阶段，比较令人高兴的是我通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有时绘声绘色地给人讲讲书中的内容。
我初中毕业后，正值春季，没有学校可考。这时我原来读私塾时的塾师已经成为了小学校长，他喊我去做了他的义务助理，改改作业、教几堂课，另方面我自己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这时我哥哥在重庆工作，同意我到重庆去读书，所以我和我父亲取道三斗坪由川江直上到了重庆，在重庆我考取了中央大学附属高中（青木关校），从第二学期起我也取得了奖学金。
1945年，“小日本投降了”，同学们都沸腾起来。那时我正在重庆上高中，我的同学绝大部分是“逃难”或“流亡”来的学生，是一群经常唱着“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芬芳……”的人，用重庆人的话来说是“下江人”。这些年轻人八年来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历经艰难困苦。虽然弦歌不辍，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夹有砂子、老鼠屎、稗子的“八宝饭”，时不时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如今看到了回家的希望，如何不兴喜若狂！有的同学已经开始摆地摊准备卖掉那些虽不值钱但又带不走的东西，有的同学在准备结伴返乡。不由令人想起杜甫的有名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便从巴峡穿巫峡，直下襄阳向洛阳。”可以走的，有能耐走的渐渐都走了，只剩下那些一时还不能走的人。我因为要到第二年才能高中毕业，所以有幸在重庆多享受一下那多雾、多雨的天气，多几个一杯茶泡一天茶馆的星期天。第二年夏天，我和一班同学乘长途汽车取道秦岭到陕***鸡，再从宝鸡转陇海铁路回南京。在路上男同学们尽量摆出一副绅士样子俨然以保护人自居，例如晚上停车休息，穷学生住不起旅店，便在车站集体睡地铺。大家和衣而卧，让女同学睡中间，男士们在周围团团围住，形成保护圈，男学生还轮流警戒。到我们五十年后重逢时，大家还兴高采烈地谈到这件事。在经秦岭去宝鸡的路上，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那时学生们也知道必须和司机搞好关系，竭尽所能把司机待作上宾。司机也因而偷偷告诉我们，说那条路上常有“带枪的人”进行抢劫，一般坐吉普车来先围着客车兜两圈走开，再在合适的地方下手，要我们注意。果然第二天下午出现了一辆所说的吉普车，在它走开后，几个男同学赶快商量对策。我突然想起汉代陈平的故事，陈平在过江时发现艄公想杀他劫财，他故作镇静解开上衣让江风吹拂，让艄公看清他身上没带金银，免除了一场灾祸。我说我们何不到时唱歌，告诉他们我们是“丘九”，没有钱。大家都说妙，过了约20分钟，又看到那辆车向我们驶来，这时大家一起唱起流亡三步曲来，这辆车与我们擦肩而过，只听有人骂道“妈的！一群穷光蛋”，这时司机也称赞我们这招高明，至少少了很多惊吓。到了宝鸡，几经交涉，我们坐上了陇海路恢复通车的试运行列车，在有些地段这车的速度慢得可以让你跳上跳下而不必耽心追不上火车，在有的站一停就是一两天，就这样走走停停，我终于到达徐州，再从徐州回到南京。我们有一位同学是徐州人，所以部分同学又在徐州停了一天，逛了一趟云龙山。
高中毕业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也算是一件大事，但是今后的路如何走，却又各不相同。梦想归梦想，现实是现实。五十年后我们重逢时，有人是专家型的部级干部，有人是总工程师，有人当过厂长，有人是总编但又当过“极右派”而且是上过报纸的风云人物，有人是教授，也有人是一般教师。有人“孤芳自赏”，写了一首王安石的诗与我共勉。诗云：“一径清幽四座凉，残阴余韵兴何长，人言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惜取根株在，乞与伶伦学凤凰。”诗虽是古人的，但老来心境跃然纸上，令人感佩。五十多年前我究竟打算学什么，一时拿不定主意。从兴趣来说，我比较喜欢文学。我和一些同学都受到一位老师的影响。这位老师很特别，从来不按“国文”课本上课，而是从“卿云歌”、“击壤歌”讲起，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路娓娓道来，介绍其精华，“借古喻今”，引人入胜。而且这位老师不拘形迹，没有派头，同学们都喜欢他，也因而爱上了文学，都可以写上那么几句。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当时我们没有几个人敢去学文，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学文的人将来可能“有上顿，没下顿”，生活没有保障。我父亲曾希望我学法律，将来做律师，但是我不愿意。理由有二，一是在一个连茶馆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社会里，法律有什么用！二是当时我对律师的看法很“糟糕”，我认为他们缺乏良知，“有奶就是娘”，只要给钱，坏的可以说成好的，死的可以说成活的，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的很多同学都已决定学工，我想我也随大流吧！正在我举棋不定之际，我有一个堂姐夫从德国回来，到了南京。他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考上了公费去德国留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能按时回国，所以在德国呆了十几年，回来时已经是一位学有所长的冶金方面的专家（解放后他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之一），所以，他的到来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咨询机会。我没想到，竟然是他决定性地影响了我的抉择。他说：“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学工有什么用！你看我从事冶金这么多年，回来竟没有用武之地，现在被安排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只能坐坐办公室，处理一下救济物资，我以前想学医，家里不同意没学成，如果我当时学了医，现在不会这么被动。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学医。”他的话使我想起，我的母亲就是因为逃难到乡间缺医少药而在我十岁多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我自己也是因为缺医少药而连续打了三年“摆子”（疟疾）。在自己的经历中也看到好医师总是受人尊重的。我又想起“若由己饥由己溺，不为良相为良医”之句，不谈什么“伟大”的理想，当了医师至少不会饿肚子。就这样，我决定了学医。当时考大学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各大学自行招生。当时医学院比较有名的是“北协和，南湘雅”，东边有上医，西边有华西，在南京还有一个中央大学医学院。刚好在南京有个湘雅的考点，我就报考了湘雅。另外还得采取点保险措施，如果考不取湘雅还得有地方去，所以我又报考了江苏医学院，我记得是在镇江考的。放榜以后倒让我为难了，因为在江苏医学院我考了前五名，学校提供奖学金，只需读五年，而湘雅医学院根据张孝骞院长的意见办七年制，我被录为第一批七年制学生。这时有一位曾在湘雅读过书的老邻居的儿子劝我不要去湘雅，他说湘雅淘汰得太厉害，多数人不能毕业，他就是被迫退学的。我那时年轻气盛，我问他究竟有没有人能毕业，他说：“当然有”。我说既然有人能毕业，我相信我也能毕业，我倒要试试湘雅到底有多厉害。就这样我从南京来到了长沙，这位“仁兄”的“激将法”倒是帮我下了决心。
二·南湘雅点滴
刚到湘雅我不免有点失望。湘雅名气虽大，却是一所袖珍型的学校，学校的主体建筑只是一幢四层的“福庆楼”，福庆楼是为了纪念颜福庆先生而命名的。另外有一个解剖楼，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一个“求真舍”。求真舍是女生宿舍，男学生都住在福庆楼的四楼，另外还有个食堂。“既来之，则安之”，倒是要警惕不要弄不好给退了学。
说湘雅厉害，果然名不虚传。那时没什么开学仪式，开学就开始上课，在上课前一天下午生物学老师派人送来一张用英文打字的通知，告诉我们要自习生物学教材从某页到某页，一共25页（assignment）。那时湘雅用的全是美国教材，上课、考试、记笔记全用英文。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哥哥是湘雅毕业的，所以来湘雅前他问他哥哥要如何记笔记，他哥哥说“老师讲的都是重要的，所以老师讲什么你就记什么，老师说‘***’，你把‘***’也记下来”。虽是笑谈，说明当时非常重视记笔记，从笔记中至少可以看出老师所看重的内容的梗概。一年级学生对在大学里应如何学习是没有概念的，我们也从来没接触过英文教科书。所以一看要自学25页书全都紧张起来，立即开始准备。困难的是，很多专业词汇我们从未学过，只好边查字典边看书，边看书边查字典，等到基本上弄懂内容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了。上生物课时，教授领着他的副教授、讲师、助教们和大家见面，然后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约12×12cm2的小纸片，宣布进行5分钟的测试（Quiz），要大家注意听，题目是用英语口述的，不再复述。意思是没听清或没听懂算你倒霉，结果大多数人得了零分。这样连续考了三天给了个“下马威”之后，教授宣布考试成绩作废，从第4次起以后每日的考试成绩正式记分。其他各门课也基本上都是这样，每日必考。所以在湘雅我们已记不清到底经历过多少次考试。可以说在一个学期之中，时时均处于备战状态，没有什么特别放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紧张的时候。俗话说“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种“时刻准备着”的训练可能是有帮助的，可以培养“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不过学生们也懂得“弦绷得太紧是要断的”，每日晚饭后我们都到湘江边走走，回来接着看书，有时星期六也去看看电影。
湘雅老师的授课也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照本宣科。有一位教微生物学（那时叫细菌学）的教授，英语讲得非常棒，我们很想听听他讲细菌学的具体内容。但是整整一学期我们都没听到任何细菌学的具体内容，而是听了一学期的英语故事。他讲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生平，讲巴斯德如何治学，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发现，如何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至于细菌学这本书，全要我们自学，考试照考。实验则按照实验指导照做，一样的考试、考察。我们觉得很有收获。在湘雅我们学会了自学，学会了自己去发掘知识，学握知识，从自学中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湘雅的考试也注意启迪思维，不强调死记硬背，尽管医学方面有许多需要记忆的内容。我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有一次在比较解剖学（comparative anatomy）的考试中老师出了一道题，大意是有一条蚯蚓，多少公分长，用注射器从其背静脉中注入一个小颗粒，题目告诉了我们这个颗粒的直径，问这个颗粒在蚯蚓的血管中会如何流动。不少同学把蚯蚓的循环系统都正确无误的背了出来，指出这个颗粒的流动路线，结果全得了零分。如果考虑到颗粒的直径较大，流到微细的腮静脉处便被卡住者，统统得100分。另一次是在考神经解剖学时，老师出了一道题，大意是某某在路上遇到一个熟人，某某给熟人打招呼，叫出他的名字并说“您好！”。要求学生把从辨认熟人、记起名字并打招呼的整个神经活动过程描述出来。还有一件就是在某年级组织学考试时，教师将输尿管翻转，粘膜在外，浆膜在内，管腔中灌入横纹肌，做成切片，让学生从显微镜下辨认组织。
我在学习定性化学时的一次实验考试，终生难忘。考试内容是老师给每个小组（每组三个人）一管液体，要求学生分析出其中含什么物质。考试从下午一点钟开始，一直考到晚上十二时。我们那组拿的是一管无色透明液体，我们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从第一组“银”分析起，一直分析到所学的最后一组，最后发现其中有铁。三个人一致认定后填了报告单，签上姓名、学号，交给老师。老师看后摇了摇头，说“太可惜了”，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0”。我们都很自信，怎么会错了呢？我的两位伙伴要我和老师交涉。我对老师说：“我们确实测出其中含铁，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再测你给的原液给你看。”老师摇头不同意，我又说：“要不，您可自己测一下看有没有铁。”老师说：“实话告诉你们，我给你们的是一管双蒸蒸溜水，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说：“您不能完全排除该蒸溜水未受污染，我想从您取水的原装瓶内再取水检测有没有铁。”这时老师犹豫了，沉默约2分钟后提出检测由他自己做，如果无铁则我们下学期的定量化学分析实验也算不及格，问我们同不同意。这个条件非常苛刻，三个人商量一下一咬牙同意了，并反问老师如果有铁怎么办，老师笑而不答，大概是认为不可能吧！岂料检测之后，有铁的反应赫然出现，这回轮到老师傻眼了。我们齐声问“怎么办？”老师也挺幽默，说“加十分”，然后拿起笔来在原来的“0”前面写上阿拉伯数字10。
从前面的这些点点滴滴看，湘雅的这种强调自学，注重启迪思维，坚持常备不懈，鼓励自信的教学思想，实质上是体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思想，比“满堂灌”、“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强多了。1983年我到加拿大、美国考察医学教育时，在美国伊利诺州的Springfield，一位教授指着墙上的格言对我说：“我们现在进行的以问题为中心（PBL）的教育改革，其指导思想就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一看墙上贴的正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过译成了英文，我不由又回想起当时湘雅的教学。
当然，在湘雅的教学活动中也出现过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在我自己身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那时的物理学要学两门课，一门是“达夫物理学”，另一门是应用物理学。在“达夫物理学”的期末考试后，我接到通知说我考试不及格，需要在下学期开学前补考。我怎么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不及格，因为考试后我自己觉得考得还不错。但当时不允许查阅试卷，只有接受补考，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补考。下一学期开学后不久，一位广东同学才告诉了我其中内幕。那时湘雅有个广东同乡会，物理老师也是广东人，所以他们时不时地在一起交流，聊天。在交谈中那位老师告诉我这位同学，说他作了一件对不起同学的事。原因是那时他正失恋，情绪不好，在评阅物理试卷时，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方法，即在地上划两条平行的横线，把试卷放在地上，然后用脚一踢，根据试卷分布的地点来决定分数。试卷被踢落在两条线之间的为60～80分，落在离脚较远的那条线以远的为85分，未超过离脚最近的线的统统不及格，我的试卷就有幸没有过最近的线。以后那位教师辞职到西北某校任教去了。
那时学生给老师的印象非常重要，如果有老师看你不顺眼，给你评59分，你就惨了，如果有3个老师联合起来，三门课全给59分，就非退学不可，让你“螃蟹夹鸡蛋”，连滚带爬。我们班有位女同学，不知为什么惹得老师看不顺眼，评了个59分，很多同学都到老师家里为那位女同学求情，终于感动老师，加了1分，也避免了接踵而来另两个59分，后来这位同学成了一位很优秀的儿科医生。
湘雅并非一切都好，我想这很正常。往事如烟，回想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湘雅的教学并非只注意课堂和实验室，也注意其他方面的训练。我记得我们入学不久，老师就带我们参加“求真读书会”。“求真读书会”的主体是全院的教师，主要内容是介绍新的知识、交流心得、经验、进行讨论，学生们参加主要是听，可以提问，也鼓励发表意见。我们听着教师们的高谈阔论、相互争论觉得很有意思，很受启发，关键是体会到一种学术民主的气氛，学习到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争论不下得不出结论时如何存疑并进一步思考。真是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即令是现在，对“求真读书会”也还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那时病理解剖（尸检）比较多，多在晚上进行。只要有解剖，老师就会派人通知我们前去观看，同学们都非常愿意参加，而且决不耽误第二天的正常学习。如果有临床病理讨论会（CPC），同学们更是趋之若鹜，座无虚席，去晚了的就只能站在门外。我读的是七年制，基础课比较多，例如比六年制除多了应用物理和理论化学之外，我们还多了一门遗传学。除了上课、做果蝇遗传实验外，老师特别安排了一个读书讨论会，每周一次，时间安排在晚上，由同学们轮流用英文主讲，然后进行讨论。老师也亲自参加。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到了寒暑假，对不回家的学生学校还会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的项目，如从事卫生防疫注射，到各科实验室打工为下一学期的实验作准备，到病房作护工早期接触临床等等。
从表面上看，湘雅的功课很紧，压得学生几乎透不过气来。湘雅的学生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长沙的高校中被认为是最不问政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越来越明朗，湘雅地下党的活动也显得卓有成效。在湘雅，信基督教的人很多，有“基督徒团契”。在学生中则出现了“生活团契”，虽云“团契”但与宗教无关。除“团契”成员的活动外，“生活团契”特别注意帮助困难和有病的同学，做公益的事情。湘雅学生中有不少人音乐素养是较高的，于是便出现了以这些人为骨干或对象的“湘雅民歌社”，吸引同学们参加民歌社的活动。民歌社除演唱或教唱一些哙炙人口的民歌，如王若滨的“大阪城的姑娘”等等，也教唱一些同学们从来没听到过的歌曲，如“山那边哟好地方”，“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这些歌曲“心照不宣”地在同学们心中激起美好的涟漪。“生活团契”还帮助一些同学获得几本地下发行的小册子，我记得一本是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一本是“中国向何处去”（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书，给我的是全新的感觉，觉得豁然开朗，思想上进入了一片新天地。记得有一天我们忽然得到通知说陈明仁（当时是长沙的警备司令，还没有明确要起义）的部队可能会要来搜查，于是我们赶忙把这些书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躲过了一劫。那时，白崇禧的部队已经退到了长沙，满街都是白崇禧的兵。在一次长沙市地下学联发动的***中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学遭到了白崇禧的兵的殴打，激起了同学们极大的义愤。我记得同学们在当时的“小礼堂”（其实就是一间较大的教室）里辩论了一夜，内容就是要不要罢课抗议，经过仔细权衡，最终决定不罢课。不久，白崇禧的部队向衡阳方向撤退，同时风闻长沙有可能和平解放，即程潜、陈明仁有可能宣布起义。这时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相当多的同学留了下来，迎接解放的准备加速了，人们的心情是紧张、兴奋、激动、在黑暗中对黎明的期盼。一些同学在未完工的病栋楼下的一间房间里准备着为解放军服务的药品，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学校宣布了成立护院队以保护学校和医院的安全，留校的同学都参加了护院队，我们站岗、放哨、晚上巡逻，武器只是一根木棒，但总比徒手强。终于程潜、陈明仁通电全国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定于1949年8月4日晚上入城。当时医院唯一的一部汽车是（作为“救济物资”给医院的）救护车，几个同学带上药品准备乘这部车前往“东屯渡”迎接解放军入城，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使我也有幸坐上了这部车，成为最先迎接解放军的人之一。到了“东屯渡”，把车停在路旁，眼前是一片难得一见的历史景象。一边是雄纠纠、气昂昂地胜利入城的解放军部队，一边是垂着头鱼贯出城等待整编的陈明仁的部队，两侧是不断鼓掌欢呼的迎接解放军的长沙群众，热闹非凡但秩序井然。“天亮了！”真的“天亮了！”回到学校以后，由于彻夜未眠，倒头便睡着了。突然一阵机枪扫射和爆炸的声音惊醒了我们，随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进行了扫射和轰炸。我们发现福庆楼的一个屋角已经被打坏，现在卫生厅前的马路上也被炸了一个小坑。看来投下的炸弹很小，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又过了两天，我们得到通知，解放军南下支队欢迎我们去看看，这次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一道前往，支队派了干部、战士带了马匹在约定地点等我们。我们几个人都是生平第一次骑马，我骑的那匹是一匹子马，它妈妈一跑它就跟着跑，还好我没从马背上掉下来。在那里看的伤病员中一位是皮下有弹片，另几位多是疟疾或血吸虫病。我们正在和支队长、政委聊天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支队长说“我们的高射炮已运到了，我们到外面看看去”。只听得高射炮发射炮弹的阵阵轰鸣，炮弹在天上炸开成一朵朵烟云，飞机在上面飞，炮弹在下面炸，飞机不敢低飞，炮弹也打不着它。飞机转了几圈飞走了，以后再未来过。在南下支队，我们看到了干部战士之间的融洽，官兵之间的平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吃了几天小米稀饭了，由于粮食还未运到，长沙又是新解放区暂时不便购买粮食，所以只好省着吃，过几天粮食就会运到，支队中的干部也将逐步分配到各地去工作。结合我们了解到解放军进城以后街头露宿，绝不扰民，我们真是感到心灵上深深地震撼。过了几天，支队长请我们看解放区的歌剧，并向我们告别。歌剧的名称是“白毛女”，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不久，人民政府派人接管了学院，我们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学校回到人民手中以后，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政治学习，改造我们的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老师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历着逐步深入的思想改造。解放几个月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开始在学校中建团，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并在团内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解放初期由于形势的需要政治运动很多，当时党在学校内尚未公开，所以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担负了更多的任务，接受了更多的锻炼和培训。我除了一般的政治学习外，参加过团干部的培训班，省委党校的党课班。在毕业前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如思想改造运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进行的参加军干校运动、镇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细菌战运动等等。由于我曾是学生会主席，在参加土地改革时我甚至担任了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可见当时干部的缺乏，也可见党对青年学生的信任。参加军干校运动，对于年轻学生来说是解放以后第一次深深触及灵魂的运动，一方面是自己所热爱的专业，将来作一个好医生的憧憬；另一方面是国家处于危急关头，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接近***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孰轻孰
重，如何抉择。一旦参军，生死难卜。人人都经历着一番严酷的思想斗争。没有极大的爱国热情，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是很难下定报名的决心的。一些同学彻夜难眠，有的同学走到报名地点又退了回来，然后又再次走向报名地点……。经过反复的爱国主义教育、动员，最终绝大部分同学都报了名。当然，积极份子们都是首先带头报名的。报名以后，大家都等待着批准、成行。不过很久都没有消息。后来传来指示说，由于医务人员缺乏，对医学生只是进行教育，决定医学生不参加军干校，结束了这次运动。接下来就是全国规模的大捐献、捐钱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真是如火如涂。河南的豫剧名艺人常香玉一个人就捐了一架米格15飞机，在我们学校里也是热火朝天，有的同学把父母留给她“防身”的金项链、金戒指也捐了。我没有钱可捐，我想到我可以利用上街擦皮鞋挣点钱来捐献。所以我就利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上街擦皮鞋，人家知道我是为捐献来擦皮鞋的，所以挺照顾我。我把这些钱全捐献了，尽我一点心意。直到现在我擦皮鞋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参加土地改革，对于我也是一次极重要和深刻的锻炼。虽然在抗战时期我也在农村住过，但对农民的疾苦、地主的剥削，我的体会极为肤浅，也没有什么正确的认识。我们参加土地改革，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干部缺乏，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使师生受到教育和锻炼，所以有一部分老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到达地区以后，先由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我们进行培训，详细讲解土改法和土改政策，讲解各种注意事项。由于我们将要去的地点匪患还未完全肃清，所以也特别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注意及时反映情况、动态。譬如要求我们在走夜路时，打开手电筒时灯光不能放在胸、腹部或其附近，以免遭到枪击时被击中要害。而应是轮流用左、右手持手电筒平举使离开躯体一臂的距离，使射击者瞄不准躯体部位（那时没有夜视装置）。又如不要到不了解的房舍里去问路等等。我们学习了七天之后就开始下到预定地点。我和几位同志分配在区土改工作办公室，其余同学分组下去发动群众。土改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要求做到“三同一片”，即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这对于长期在城市里生活的师生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考验。我们要去“扎根”的农民都是苦大仇深的最穷、最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有的人家冬天全家只一条破棉裤，谁外出就由谁穿。我曾在一户贫农家住过，下雪天他晚上仍然睡破竹簟子。由于穷，晚上睡觉把衣服全脱光，免得因睡觉磨坏了衣服。我可不敢全脱光，仍然穿着背心、裤衩睡觉，可是竹簟子实在凉，冷得睡不着。好不容易把睡的地方用体温使它变暖了，一翻身又是冰凉彻骨。那时还没有“分果实”，没有吃的，用“擂茶”充饥。所谓“擂茶”可与现在的擂茶不一样，只是放几粒米、几颗豆子、几片烂菜叶子、煮上一大锅水，就算“擂茶”了。他们不刷牙，也不漱口，看到同学们用牙膏刷牙，他们提出质疑，说国民党的官和地主用牙膏刷牙，为什么你们也和他们一样？为了减少隔阂，我们也管不了卫生和习惯问题，只好通知大家一律不漱口不刷牙。那时召集农民开会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没有准时的习惯，往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已经是半夜了，等到会开完就已经天亮了，白天还要接着干工作，实在是疲劳不堪。农民兄弟看在眼里，再开会时一位农民对我说：“你实在太累了，抽口烟提提神吧！”说着把长烟袋在火塘里叭了叭，用手擦一擦烟袋嘴，然后递了过来。我心想不抽不行，不抽的话他会认为我嫌脏，影响“三同一片”，影响感情和工作，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吸了几口。事后，我想还不如学当地干部也抽“喇叭筒”，免得再抽他们的烟袋。于是用两毛钱买了些烟叶，用剪刀剪成烟丝，卷起喇叭筒来，开始了吸烟。所以以后提到我的吸烟坏习惯时，我常自嘲地说：“这是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
我除了在土改工作办公室工作外，还要经常到各组去了解情况，听听同学们的意见，传达区土改工作委员会的意见，还要考虑建团的问题。那时是下雪天，我们和当地干部一样，都是穿草鞋赶路。雪融化后路上非常滑，农民兄弟告诉我穿鞋底编有竹根的草鞋可以防滑，我买了几双试试还真是不错。有一次我到一个离土改办比较远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顺着电话线去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我顺着电话线走了很久才到。等到办完事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往回走的时候因为看不清电话线，不幸迷了路。当时又不敢去问路，正在为难之际，忽然看到有人骑马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区土改办的通讯员，我说明了情况，他说：“我现在要送一个紧急通知，没有办法送你回去，你看怎么办？”那时刚下过一场鹅毛大雪，晚上走的人也不多，我问通讯员来的时候路上有没有行人，他说：“没有碰到任何人。”我说：“那我就顺着你的马蹄印回去”，他说：“那倒是个办法，路上你小心。”说完他匆匆走了。就这样我边走边找马蹄印，好不容易赶回了区土改办，赶到时已经是次晨三点了。
当地的土改干部都有枪，区委书记是老革命，有一把德国造的20响，区长也有一支驳壳枪。其他几个土改干部都是背的三八大盖。我们则只有一个土改工作团的符号。我们工作团有一个同学很羡慕他们有枪，很想背上枪“神气”一下。有一天他和一位当地干部私下打交道借他的枪背一天，那位干部同意了，并且教给他枪如何使用，要他千万不能乱开枪。他高高兴兴地背着枪出发了，那知事有凑巧，正在他赶路时，忽然发现不远处一只大老虎正凝视着他，这一下吓出他一身冷汗，赶忙取下枪对准老虎。老虎没往前走，他也不敢开枪。怕万一一枪打不死老虎，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几分钟，幸运的是那只老虎竟然掉头走了，其中原因就不得而知了。究竟是老虎已经吃饱，还是老虎不主动伤人，还是老虎有经验知道枪的厉害，总之“有惊无险”实在是万幸。我想这位同学恐怕也是终生难忘。
“反霸斗争”开始不久，还没等到“分浮财”、“分果实”、“分土地”，我们就奉召回院参加“三反”、“五反”斗争了，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运动。
说起参加反细菌战，现在回想起来颇有几分滑稽的味道，或者说有点象一场滑稽的闹剧。据说是国民党的飞机在湖南某地投下了一些化学品和“细菌弹”，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去参加反细菌战。学校接到紧急通知后组织了两个年级的学生去参加，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级。我们上午接到通知，学校给我们每个同学注射了一支防鼠疫的疫苗，发给我们全年级500片磺胺嘧啶，下午二时我们就出发了。等我们赶到预定地点，民兵已经封锁了“疫区”，只准进，不准出。我们的领队是卫生系的一位老师，他暂时留在封锁线外，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也留在封锁线外。当时天气很热，我们这些学生全是短衣、短裤，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甚至没有消毒药品和设备，完全是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就这样雄纠纠地跨过了封锁线，进入了这片未知的天地。进去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先摸清真实的情况。经过广泛的调查，敌机并未投掷什么“细菌弹”，我们也未发现什么异样的容器或疑似“细菌弹”的弹片，也未发现有人发病。敌机只是投下了一些彩色的传单和肥皂、糖果之类的东西。说也奇怪，有的村民接触这些传单后出现了手臂奇痒和明显的淋巴管炎。我们取了些样品送到封锁线外化验，没有化验出什么毒物。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发动村民用筷子收集这些传单，集中焚烧。既然没有“细菌弹”，另一个年级的同学就撤回了，只留下我们年级在该地坚持。我们的任务转为发动和指导群众搞爱国卫生运动，并进行防疫注射。为了不留下死角，我们拟定好计划，一个村一个村的进行，有一天到达一个村时，村民告诉我们昨晚老虎到他们村吃了一头小牛，并给我们看了被吃剩的小牛的尸体和老虎的脚印。等到我们完成防疫注射，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但我们必须返回驻地。村民劝我们不要走，遇到老虎太危险。我们说我们人多，不要紧。村民还是不放心，给我们扎了一个火把，并告诉我们老虎怕火。我们点上火把就出发了，在路上我们一路唱歌壮胆，一边用手电筒光四处乱照，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驻地。在该地我们工作了一个多月后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后同学们对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不敢跨过封锁线，而只让我们去“冒险”意见很大。但我们自己感到自豪和幸运。
如果说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偶象的话，大家的偶象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在这段时期中我们除了努力作好工作外，还一定要学好专业，取得优秀的成绩。当时的看法是，如果你学习成绩不好，工作作得再好也是不能服众的，在同学中也是没有威信的。在我最紧张的时候，我要念书，要做学生会和团的工作，还要在护校等处担任兼职教师以瞻养我的父亲，我仍然要保证我的学习成绩不能落在别人后边。在这段时间里我也进一步体会了湘雅的“严谨”作风。湘雅素以“严谨”著称，我体会“严谨”不仅要求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严谨”还必须实事求是，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严谨”决不是生硬刻板，更不是一成不变。我们从一入校起，就受到“严谨”要求的训练，例如在生物学实习课时，绘图所用铅笔必须是“6H”的，对明暗程度的表达必须用小圆点的密集程度来区分，不能用线条。画出来的点必须是圆形的而不能是三角形或多角形的，这就要求铅笔必须削得合乎要求。又如学生上手术台前必须先练习打结，打出来的结必须是平结，不能是“滑结”，如每分钟连续打结数低于60个是不准上手术台的。对拟参加的手术必须熟悉手术的步骤，对拟担任的角色（如主刀、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必须熟悉其职责，不能不尽责或超越职责范围等等。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我刚参加完长沙市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回到学校，病理学教授潘仕宬派人喊我到她办公室，告诉我第二天要举行病理学期中考试，要我必须参加。我说：“我刚在外面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团代会，这个星期没有听您的课，您看是否可以明天不参加考试，以后补考。”潘教授说：“不行，你是学生，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你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做社会工作，但你应该把两方面都安排好，不能顾此失彼，你没有理由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放松学习，更不应该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要求老师对你降低要求标准。我想你是可以克服困难的。”我说：“我明白，谢谢老师。”当天晚上我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自学了未听课的内容，第二天照常参加了考试。事后，潘教授在一次会上说：“这样的学生可以做干部。”潘教授对自己也非常严格，非常敬业。以后在一次做学术报告时，由于意外造成股骨颈骨折，她硬是忍着剧痛，坚持到做完报告才去看病、治疗。
现在回顾湘雅的点点滴滴，我十分感谢我在湘雅所受到的教育，在这里我学习了科学知识，特别是湘雅“授我以渔”。更重要的是，在学生时代我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思想，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虽然我暂时不能入党，我仍然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即使终生不能入党，也应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历经磨难而始终未改初衷，从未动摇过信念或者迷失方向，三十年后仍然要求参加中国***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能为病人冒极大风险，为什么明知自己要吃亏而仍然坚持原则的原因。我一生为人处世，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党的原则，“只留清白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