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周刊：张运:我只想做个称职的医生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著名心血管病学专家,张运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和卫生部等20余项研究课题。他曾两次代表亚州赴美国主持第14届、第17届超声心动图全球卫星转播学术会议，成为14年来进入美国主会场的第一位中国专家。
他是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入选者、全国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等荣誉奖励21项，三次受到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
每个周五，他都会坐在齐鲁医院心内科为病人治病。每当这个时候，他会脱掉身上所有的光环，把自己还原到最本真的一面，这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面。
1985年12月7日，年仅32岁的张运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成为获得挪威历史上用两年时间完成5年博士研究工作的第一人。
张运先后登上了挪威、荷兰、比利时等有关国际学术讲坛，他有两篇论文入选世界最高水平的美国心脏病年会，成为挪威这个国家惟一被这次会议选中的论文。当他代表挪威国家医院登上年会论坛，用流畅的英文宣读论文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按照规定，每个报告人只能讲15分钟，而张运却被破例允许讲了两个15分钟。
对“电”感兴趣的医学生
20世纪70年代初，张运在一家小工厂做钳工时，曾经被领导派去跟一位工科大学生学习描图。换了别人，能够照葫芦画瓢也许就会满足了。张运却抓住这个机会，学完了初中、高中的全部数、理知识。那时书店里买不到书，他就和弟弟一起把老师的《机械制图》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这是他抄的第一本书。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他曾经陆陆续续抄过10多本书，“手抄本”为他走进科学殿堂铺平了道路。
1973年，张运参加了大学招生考试。这位对工学院校情有独钟的学生，却被来自山东医学院的招生老师一厢情愿地领进了医学院的大门。进入医学院大门的张运，始终割舍不掉他的“工科情结”。藏在近视镜片后的那两只明澈的眸子，总是在不停地搜索，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工学”与“医学”的结合点。
张运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大学二年级的那堂生理学课，永远不会忘记那位讲课声音洪亮得足以震落梁上浮尘的生理学老师。就在那堂课上，从那位老师的口中他第一次听到人体中有“电”，生物电。
当时他睁大了眼睛，侧耳倾听。老师的声音虽然依旧洪亮，然而他却希望再高一个八度。“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吗？”他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认真地听下去。
生物学激发了张运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望，由此他又认识了人体与电的结合物——心电图，并把能够看到的各种有关心电图的书全都买了下来。他像一只沙漠中的羔羊忽然看到了绿油油的草地，如饥似渴地吸吮着营养。他立志要在被称为“为医治资产阶级老爷病服务”的心电图学领域，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绿洲。
1976年，大学毕业后的张运，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聊城新医医院。在这所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医院里，张运有了用武之地。
有一天，医院收住了一位病情奇怪的心脏病患者，心跳每分钟达300余次，按常规治疗，病情反而加重，呼吸困难，生命垂危。院内的心脏病专家来了，聊城地区的著名心脏病专家也来了,但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面对这一罕见的心律失常，张运提出了对症治疗的方案，结果很快见效，三天后病人转危为安。
玉米地里的“偷学者”
1999年2月6日，第十四届国际超声心动图卫星转播会议在美国杜克大学举行。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前身）心内科主任张运教授作为亚洲地区惟一主席团成员，应邀主持了本届卫星转播会议，成为进入美国主会场的第一位中国专家。
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学术会议中，张运教授对超声心动图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进展作了介绍和评论，并现场回答了各国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张运深厚的学术造诣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而他那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更是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纷纷猜测张教授或许在国内或国外某个语言学院专门主修过英语，岂不知张运那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完全是靠自学得来的。
世界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而要想掌握本专业最新、最有价值的东西，必须要阅读大量的外文尤其是英语医学杂志、专着，而这一切没有一个好的英语水平是决难办到的。早在张运上大学的前一天，有远见的父母这样要求他:毕业后一定要能够用英语阅读专业杂志。
当时大学里面也有英语课，但教材只有薄薄的两册，而且里面的内容全是最初级的东西，这对于一个想要到知识的海洋中搏风击浪的泳者来说那只不过是一小桶水。为了能系统地学习英语，不断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张运悄悄找到了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英语教授胡玫。
最初，胡教授不想再“惹火上身”，但经过张运的苦苦央求，发誓再不“毒害青年”的胡教授决定为这个渴求知识的年轻人再冒一次进“牛棚”的危险。二人达成君子协议，胡教授偷偷地教，张运偷偷地学。当时学校校址在泰安楼德，周围是一片茂密的玉米地，里面非常安静，正好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于是，每天早晨、中午，张运就钻进玉米地，把它当成了学习英语的课堂。
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张运学完了文革前一套五年制的英语教材，并潜心攻读了胡老师送给他的英文版《内科手册》。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毕业的时候，张运的英语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毕业不久，他就翻译了10多万字的英文资料。
“娃娃医生”震动国际心脏病学界
1983年，正当国际医学界对多普勒超声技术处于探索阶段的时候，年届而立之年的张运被国家教育部选送到多普勒超声技术的发源地——挪威去进修深造。
初到挪威，张运遭到的是冷遇和歧视。挪威国家医院的心脏病权威们根本瞧不起中国的医学教育，他们估计这位来自中国的“娃娃医生”很可能对现代心脏病学一窍不通，学来学去最后只能到餐馆里打工混饭吃。于是导师安排他跟一名护士去学习，而且规定“只许看，不许做”。
张运那股不服输的个性被激怒了。他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中国人是强者。许多病人不懂英文，张运无法同他们交谈，为了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他自己晚上去一家补习班学习挪威语；白天不许动机器，护士操作时他就聚精会神盯着看，等晚上护士一下班，他就学着自己操作机器给病人检查。就这样，不到3个月的时间，张运就掌握了各种先进仪器的操作，并且能够用挪威语和病人交谈、填写检查报告。
20世纪80年代利用多普勒超声心动技术测量二尖瓣口血流量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尚未解决的难题，“娃娃医生”张运盯上了它。当他提出要进行《利用多普勒超声心动技术测量二尖瓣血流量》的课题研究时，导师大为震惊，这个课题不仅需要相当丰富的心脏病学知识，而且还要有深厚的数学和物理学功底。这个当时国际心脏病学界尚未解决的难题，一个刚出国进修的中国“娃娃医生”想去啃这块骨头，岂非异想天开？望着老师怀疑的目光，那股爱国情和不服输的性格会聚成了力量又开始在全身涌动，他暗下决心：我必须完成。
为了攻克这一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张运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课题的研究中去。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到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在实验室工作一个通宵。课题涉及到许多他还未掌握的声学物理、流体力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就借助于各种图书资料、求教于其它学科的中国留学生。
自从步入科学殿堂以来，张运涉足的基础理论始终不是单一学科，也许正是得益于这种广、博之上的深、厚，科研中他总是左右逢源，触类旁通。就这样经过反复的标本剖析、超声技术的观察以及数学公式的推算，他终于发现用“椭圆型模式”代替量，得出的数据与临床的金标准——心导管法测结构极为近似。当他把论文拿给教授们看的时候，他们都怀疑这个结果是假的。于是张运就给教授们一步步地演示自己的计算公式，一个一个地说明病例的测量方法，终使教授们心服口服。不久，研究结果在欧洲最权威的《英国心脏杂志》全文发表。
这一惊人的发现立刻震动了挪威甚至国际心脏病学界，导师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主动提出让他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在挪威，攻读医学博士至少需要五年时间，并要在国际权威专业杂志上发表5篇以上的论文。此时离他规定回国的日子已不到二年。张运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
获得挪威最高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为了抢时间，张运在研究两个课题的同时，还撰写着3篇论文，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为了抢时间，他“精简”了做饭的程序——“面包加果酱”后为干脆一天只吃一顿饭。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不仅掌握了多种超声心动图技术和电子计算机处理主法，而且对近二百名瓣膜性心脏病患者进行了各种综合研究，使定量诊断瓣膜性心脏病的时间，由过去心导管检查的几个小时缩短到多普勒检查的几分钟，并且实现了无创性诊断。他的导师米勒教授和尼特侯教授对这个不同凡响的中国学生赞不绝口。
此外，他还发表论文十余篇，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就有八篇。美国心脏病年会，被世界公认是最高水平的心血管病学术会议。1985年挪威向该年会推荐了十篇论文，而获选的只有两篇，作者都是张运。其中有一篇，被选为代表当年最高学术水平的十篇“特征性研究”论文之一。凭着坚强的毅力，到1985年8月，他已在国际著名专业杂志上发表十几篇论文，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利用多普超声技术对多种瓣膜性心脏病进行定量诊断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新公式，受到国际心脏病学界的高度评价。
张运先后登上了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有关国际学术讲坛，他有两篇论文入选世界最高水平的美国心脏病年会，成为挪威这个国家惟一被这次会议选中的论文。当他代表挪威国家医院登上年会论坛，用流畅的英文宣读论文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按照规定每个报告人只能讲15分钟，而张运却被破例允许讲两个15 分钟。
1985年12月7日，年仅32岁的张运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成为获得挪威最高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挪威历史上用两年时间完成5年博士研究工作的第一人。1985年底，张运婉拒导师的盛情挽留和欧美国家的高薪聘请，毅然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超声心动图学领域的开拓者
作为超声心动图学领域的开拓者，多年来张运始终密切关注学术动态，在保证临床和教学工作的同时，分秒必争投身科研，使自己一直处于世界心血管病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前沿。
1985年12月回国后，他举办了多期全国多普勒超声诊断技术学习班，奔走于全国各大医院讲学。经过培训的这批医生，很快把这一高新技术带向全国，使我国心脏病诊断技术迎来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为使更多医生掌握这一技术，张运开始着手写作我国多普勒超声技术的第一部专着。120多个昼夜不分的日子过去后，一部65万字的专着《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学》脱稿了，此书后来成为涉足这一领域的必读教材。
他对多种心血管疾病的血流速度、压力阶差和心内压力之间的定时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将多普勒定量诊断扩展到多种心脏病，使大多数心脏病患者避免了创伤性的心导管血流动力学检查；他在国际上较早并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多平面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4500例多种心脏病患者中系统建立了操作技术、标准切面和诊断方法，成功率达到99.8%，死亡率0%，对心导管检查的替代率98%，这些指标均优于国内外同类研究；他在国内首先开展了经静脉心肌声学造影的临床研究，成功地实现了冠心病患者的心肌灌注显像和心肌血流量的估测；他首次提出了舒张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诊断软件系统，研究了多种药物对该病的疗效和作用机制；他建立了超声检测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系列方法学，评价了多种药物稳定和消退斑块的疗效和分子机制，研制了新的中药制剂……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和参编专着16部，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33项，被国际权威著作和杂志应用200余次。
张运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卫生部和山东省等20余项研究课题，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近400余篇，被美国《SCI》收录21篇。被国际杂志和专着引用300余次，参编专着14部，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国家科技技术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3 项、三等奖11项，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近，张运又在着手忙于国家863项目和111项目的相关课题。
作为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他已经先后培养硕士25名、博士29名、博士后1名，先后主持国际学术会议30余次，1999年2月，作为亚太地区惟一的主席团成员赴美国主持第14届超声心动图学论坛全球卫星转播学术大会，成为14年来进入美国主会场第一位中国专家……在超声心动图学的临床应用及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该领域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专家简介
张运，男，50岁，医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著名心血管病学专家。
现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医学院院长，教育部和卫生部心血管重点实验室主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临床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常委，中华心血管病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华超声医学会副主任委员等学术团体职务20余项以及《American Journal of Caridology》特约审稿人、《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等15个杂志的副总编辑、常务编委或编委。
张运院士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近30年，酷爱自己的事业，全身心的投入到医学事业中，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满腔热忱，认真负责，具有探索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在国际上较早，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多项诊疗技术，使无创性的超声心动图检查替代了创伤性的心导管检查，使急性心肌梗死的住院期死亡率降至5%以下。动脉粥样硬化、舒张性心血衰竭的诊治方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
他多次主办或主持国际或全国学术会议，1995年代表中国赴日本主持第八届国际心脏多普勒学术大会并作大会报告，1999年、2002年两次代表亚洲赴美国主持第14届、第17届超声心动图全球卫星转播学术会议，成为14年来进入美国主会场的第一位中国专家，他先后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入选者、全国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等荣誉奖励21项，三次荣幸地受到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
门诊时间：星期五全天
{ 来自:齐鲁周刊2007年3月16日—3月22日第26版 编辑:宣传部宣传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