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小泉纯一郎在任职期间，以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其政府及高官的一系列反华排华的丑陋表演，导致了中日关系降至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种种迹象表明，到今年九月，小泉纯一郎完成日本首相的最后任期之前，中日关系不可能有较大改变。处于冰冻时期的中日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温家宝同志指出，中日关系不好，主要原因是日本领导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连续五次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韩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温家宝同志表示，中日两国是邻邦，我们一直认为，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这一方针也没有动摇过。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日本领导人必须顺应世界的潮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拿出实际行动，不使中日关系受到干扰和破坏。
但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得到小泉政府的理解和积极回应。因小泉去年10月参拜了靖国神社,多起日本官员的访华计划均被取消或推迟。因小泉去年10月参拜了靖国神社,多起日本官员的访华计划均被取消或推迟。于是，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后小泉时代”。在日本，有分析家们认为，由于小泉已经决定在今年9月告别政坛，自民党内的小泉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而成为小泉政府重大外交挫折的中日关系，也理所当然成为小泉继承者日后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继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率领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和北京之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内的日本日中友好七团体会长一行3月３０日下午已全部抵京开始访问。这是日中友好七团体会长首次联合访华。中国领导人将会见日本来宾。所有这些引起了海外媒体和政治分析家们的极大兴趣，人们从中似乎看到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曙光。
然而，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是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笔者以为，我们不要对“后小泉时代”抱过高的期望。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意思是说，要想成就一件事，单靠一方面不成，必须有当事者双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行。因此，要维护中日间的良好关系，仅有中国一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有日本朝野，尤其是日本政府的积极合作。但严峻的客观现实却不容乐观。在笔者看来，在日本政局的发展进程中，小泉政府的出现，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到上世纪末，二战后政治体制基本保留下来的日本，在经济、军事，乃至政治格局等方面的发展，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最强的军事实力以及在日本政局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右翼势力长期占据上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一个浮躁、激进，进而不顾行事后果的政府，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实，在这个时期，不出现小泉纯一郎政府，也会出现一个什么“大泉纯二郎政府”——这是由日本民族的特质和日本社会的现实所决定的。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较，日本民族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没有值得骄傲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其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发明家；从历史上看，整个日本民族的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简直就是大陆中华文化的翻版。因此，从这个民族的意识深处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种先天的、发自骨子里的，自认为不如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卑感，从而形成了畸形的和狭隘的民族意识。古人云：“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经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些穷得露屁股的人，在别人面前心理不平衡，无端的就有一种自卑感；当看到人家富裕，就恨得咬牙根，然而却又无可奈何，为了心理平衡，半夜偷偷砸人家的玻璃，然后借机偷人家一点东西——回想明朝时期东南沿海的倭寇犯边，不就是这种情形吗？然而，当他们一旦富足起来，就会滋生出一种畸形的、久穷乍富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心态和莫名其妙的“复仇”心理。近二百年来，日本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尤其二战中在中国大陆上的疯狂举动，诸如“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和“731部队”等种种匪夷所思的恶行（二战期间，在被日本侵略的国家中，惟有对中国实施的灭绝人性的暴行，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美国的一位学者约翰·脱兰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这样描述日本人：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似乎是没有道德心的… …他的逻辑就象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他们真诚，却没有“罪恶”的概念；他们有同情心，却没有多少人性。这位美国学者约翰·脱兰描述的，就是那种我们身边也不乏其人的、久穷乍富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心态。
大家都知道，荣辱观是一个民族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人的荣辱观，又与正常民族的荣辱观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只要为了达到目的，不管用什么手段、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可以，乃至廉耻、道德都可以丢弃。所以在二战中，日本人不惜送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当慰安妇，甚至有些在校女大学生也踊跃加入到慰安妇队伍里与军队共命运，以支持那场战争。她们以及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这是尽忠于天皇陛下，是件光荣的事情；同样，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也热烈欢迎日本女人来当慰安妇，从而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1931年，日本的一个普通妇女井上千代子是大坂步兵第37连所属的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为了勉励出征中国东北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参战而自杀身亡，这件事在当时被报纸、杂志广为宣扬，一时成为举国皆知的“爱国烈妇”典型。这个事例，恐怕在全世界的近代史上也很难找出第二份。
我们说，日本民族的意识深处形成的畸形的和狭隘的民族意识，是有事实依据的。应该说，一国的驻外大使的言论是代表他的政府的。日本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2005年初在《呼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统一了，支撑东南亚经济的华侨不再分成三种声音（亲大陆、亲台湾和中立），他们将借助中国的力量，在政治上发言权增大，这对日本半个多世纪努力经营与东南亚的关系将产生影响。且不说这个冈崎是如何明目张胆地挑拨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以及华人、华侨的内部关系，从他的言论中，人们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多么的自私和狭隘——为了保住自己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它们宁愿让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永远不和、宁可不择手段破坏中国的统一！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一样，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是要讲究礼尚往来的，而日本却与正常国家不同。不客气地讲，以前的中国政府决定什么重大事物，是不需要参考老百姓的意见的。加之当时领导人或领导层内的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以和为本、与人为善”的儒家思想，使得当时同时存在的国共两个政府，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然而，实践证明，中国人的如此好意，并没有换来日本的些许感激之情——日本并不懂得什么叫感激、不懂得“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的道理。
日本自身明明是个亚洲国家，然而当欧洲强盛时，它曾不遗余力地贯彻实行“脱亚入欧”方针；如今，当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军事强国时，它又在积极推行“脱亚入美”的方针。为了讨好美国，甚至不惜与周边国家竖目相向。纵观战后50年中，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所走过的足迹，不过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印证伟大的政治家、美国前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说过的那句话：“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所以，日本这个国家，或曰日本这个民族办事的思路是与正常国家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放眼望去，在当今的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还在有计划、长时间地对国民进行仇恨邻国的教育？是日本！还有哪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无视邻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继续做着伤害邻国人民感情的事？也是日本！还有哪个国家在与他国签定《联合宣言》，对自己国家以前的侵略行为“表示深刻反省”没有几年，就有政府的首脑和高官跳出来，为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辩护？还是日本！还有哪个国家纵容国内的新闻媒体长期持续地大肆丑化攻击与之签定了友好条约的邻国与邻国人民？仍然日本！其实，日本政府的不讲信用不光是针对中国，对俄罗斯也是一样。为了一己之私利，日本政府什么背信弃义的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对经常接触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对多年居住在一起的邻居也是如此。我们对邻国日本的评价，也是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得出来的。这个国家不讲“江湖道义”、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并对邻国有着强烈的领土野心。无数的事实证明，丧失了历史道义感的日本，是一个因心理不善良而导致态度不公正、因态度不公正而导致政策不明智、因政策不明智而致使其成为在国际活动中记录无信义的国家。
大家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与现在的情景相比较，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一个久穷乍富、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心态 ——自己国家强盛起来了，就要指手画脚、就要欺凌他国，乃至向外扩张。经过二战的失败，日本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而是变得更加无耻、更加贪婪；为了获得某些好处，更加不择手段。今天日本仰仗龙头大哥美国和自己的经济实力，妄图在世人面前谋取与之经济大国地位相符的政治大国的地位，等明天日本超过了美国，照样把美国踩在脚下。然而，日本和古往今来一切蠢人一样，不懂得“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说，这就叫利令智昏。
因此，不论从文化层面上讲，还是从人类文明历史角度上讲，日本都是一个发育不成熟的民族。与世界上其他具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相比，日本民族显得幼稚、浮躁、易冲动，且行事不计后果。比如笔者在《日本修订联合国会费比例建议之我见》一文中所指出的“日本明明知道自己的（修订联合国会费比例）建议不能（在联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可是还要提出来，分明是‘你们不是不让我进入安理会吗？我就跟你们瞎搅和，让你们不得安生’的一种心态的暴露。”有这种“瞎搅和”、明目张胆地捣乱的心态，并付诸行动的人，我们日常生活中（除了个别的毛头小伙子，就是那些心地龌龊气量狭小的人）都不多见，更何况是一个民族，而偏偏日本人就能干得出来。大家都知道，直至今天尚武仍是日本人的特征之一。而尚武，就某种意识上讲，则是野蛮的代名词。日本的“尚武精神”，亚洲人民早在二战时期就已领教过了。正如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７日韩国《东亚日报》文章《日本的本质没变》上说：“日本这个国家认为它只要有了力量，就理所当然地要侵犯别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日本的思维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尚武精神”时代，人们不能不说日本的进化，较之文明国家晚了一拍。然而，仅有“尚武精神”并不能说明强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攀附。因此，攀附比它强的大国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是日本惯用的伎俩。历史上，日本一战时依附英国，二战时依附德国，如今又依附美国，而对其他国家又自以为了不起，对外表现出一种“财大气粗”、不可一世的派头——在日常生活中，这也正是那些尚未成年的，但有野心的少年才能做出的事。绝不花大力气去开发本土资源，可是对于可以在海洋中流动的鱼类（包括保护类鲸鱼），日本的捕杀却是最为积极的。日本的捕鱼量全世界第一！对被列为保护的鲸鱼的捕杀，也占全世界第一！为什么？因为“鱼是流动资源，我不捞别人捞完了怎幺办？”——不管是谁的便宜（即使是全人类子孙后代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这就是日本民族的经济意识——这当然也不是一个文明发育成熟的民族所能做出的事。
如果说所有日本人的心态都是久穷乍富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心态，未免有失偏颇。日本民族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比如团结、勤奋、勇于献身等。但是历史多次证明，恰恰是那些具有暴发户心态、甚至邪恶的日本人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往往左右着日本的发展方向。这是日本的悲哀，也是日本的宿命。所以，我们在与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时，就不能用与正常国家交往的思维，必须提前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小泉走了，可能继任者仍然继承了小泉的衣钵——尽管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中日关系走到今天，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在破坏中日关系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中日疏离的走势已很难扭转，并必然带到后小泉时代。
中国与日本是近邻，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我们还是亲戚，所以我们需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向彼此学习，中日两国关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其中必然包含强烈的道德和情感因素。另外，近年来的中日经贸情况证明，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发展已经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如今的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足以左右其经济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对于这一点，小泉的继任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政府仍然奉行以邻为壑的政策，把中国的繁荣与进步看作是威胁，我们就必然成为恶邻，甚至成为敌人。如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进入关键时期，中国需要和平与稳定的世界大环境、需要近邻和亲戚的友谊，也同样需要日本的友谊。中国不需要外部敌人，更不希望邻国是敌人，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如何解决中日历史纷争、如何友好相处呢？还是那句话，“日本领导人必须顺应世界的潮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拿出实际行动，”与中国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中日和平友好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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