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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齐鲁大学校园里长大。那所大学由加拿大多伦多教会创建于上世纪初，旧校园的建筑规划曾经非常有特色，井字形的主校园，中间是一个加拿大红枫围绕的太湖石喷泉，其左右上下的井字方块，都是花园。四角是四所教学楼，白石奠基，清水灰砖到顶，门窗结构似乎西式，但房顶是典型北方民居的青瓦砌脊，顶角如同庙宇钟楼，翼台飞起，造型优美。井字型的南边，是一座天主教堂，六三年被拆除。再向南走，是一个平整的奥林匹克标准尺寸运动场。井字型的东边，是著名的号院，当时的学生宿舍。三条以柳荫，青杨和长柏为名为标志的路上，有十几栋日本或西洋式的洋房，为执教人员的住所。东村西村都是华北四合院式的居所。校园的花园曾经十分奢华，鹅卵石拼花的小径从中穿过，既有奇松的国色，又有异花的天香。等我记事的时候，只剩下木本的花木，有腊梅，迎春花，蝴蝶花，百日红，各色英国蔷薇，我到北美后重见很多当年长在那里的花木。四所教学楼的东西侧，各种有几株日本樱花，其中教学七楼东面的两株，在我们家进出大院的必经之路上，一株偏白色的在我记事后死去，剩下一株粉色的，它大约是这些樱花树中存活最久的。
我五岁那年，楼下新搬来的一家，有一个与我同岁的男孩，外号叫“小耳朵”。从来不逃学的我，竟然一天跟着他从幼儿园溜了出去，出了大门，我们只知道向家跑，到了门口才想起这时不能回家，就走到了樱花树下。那时流行白喉，我们都发了一个纱布做的，内填中草药的“香囊”，用红线挂在脖子上，跑起来它就在脸前索索跳动，散发出草药味，有没有效应不得而知。当今若为某大模特所佩，定成为服饰一新潮。那天下着雪，一定是清明左右的春雪，因为樱花已经绽开。“小耳朵”大约因为我跟他逃学，而顿生“报之以李”的雄心，说要爬树折一支樱花送我，我却不甘当被人献花的角色，便也爬了上去。花朵团簇的树枝坚而柔，他人小力薄，花枝未断，却弹在空中，将雪喷洒了他一身，我坐在另一枝上拍手大笑：“快来看白胡子白头发小老头儿！”后来逃学事发，挨说时表面上我呆若木鸡，心里却回味着冒险的感觉，为片片春雪和蔟蔟樱花所围绕，潮湿清冷的空气里弥散着苦馨的药香，妙不可言。姆妈见我莫不经心，恨恨地说，“逃学不算，还爬树！”我吃了一惊，问何以得知我爬树，她说，“春节新做的衣服，就沾上了树胶，洗都洗不掉！”
樱花树的树胶，给我们贫瘠的顽童年代带来很多快乐。雨后将新沁出的树胶团团采集下来，找一块干净的青石板，加点雨水，用竹棍或树枝捣无数次，剔除杂物，洁白闪着丝彩的树胶，缠在棍子上，就可以向小伙伴们炫耀了。我们叫它“粘粘胶”，象市卖的麦芽糖，只是吃不得。后来我大了，不再干这龌鹾的营生。可每走过樱花树，还是习惯性地查看树胶。文革开始后，花园被遗弃破坏。我曾遇见几个男孩在樱花树干上捆了一只猫，挖出铺路的鹅卵石来砸它，砸得它头破血流，这件事给我留下长久不快的记忆。
长大后我到外地读大学，开始“行万里路”的旅程，路途上见到许多的花和树，很少再想起那樱花。八二年四月五日上午，我刚考完研究生的第二天，接到“母病危，速归”的电报。赶到车站买了车票，又经过二十二小时的车程，到济南车站已经是四月七日的清晨。我直接奔向医院的血液病病房，母亲患淋巴癌，已进入晚期。两个月的分别，她头发因为化疗而脱尽，面色苍白瘦削，让我几乎认不出来。我跪在床边抓着她的手，她睁眼见到我，微微一笑说，“今天你生日，不能给你煮面了。”我心如刀搅，却只能强笑着答，“我都能给姆妈煮面了。”在回家更衣的路上，我见到久违的樱花树。它瘦骨伶仃，孤影峭立，原先暗红多胶的树干，变得黝黑而粗糙，裂口处明显有虫蛀。但它生机尚存，僵如死蚓的枝头，疏疏地缀着花朵，一如旧时的粉柔玉娇。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无边的冰冷和黑暗从四周压来，而自己麻木不仁地无处可逃，有没有灵魂已无所谓了，初春明媚的阳光徒然地照耀。
可怕的时刻来了又去了，慈母已登天国，那樱花树也不复存在。事过境迁，回首浮生若梦。年年岁岁，清明前后，每每见到灿若云霞的樱花，都让我想起留在远方的童年，和母亲温馨如樱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