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赴杭州宣读任免通知：原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离任，留美博士、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杨卫接任浙大校长(副部长级)。据介绍，近三年来为中国公立大学领导换届的高峰，和杨卫一样，许多新任大学校长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并以政府部门(教育部居多)司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升任大学校长职务。
分析新任大学校长的两个特征，一个突出的缺憾就是，在公立大学中，几乎没有从本校教师中选任校长的先例，也尚未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学校长不是作为一名教授、教育家，为了实现崇高的教育理想而兴办高等教育，而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贯彻既定的教育目标而管理一所大学。出于一种自然的“经济人理性”，他在大学校长任上的所作所为，最有可能要向任命他、同时也赋予他权力合法性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而不大可能首先向大学及大学的师生负责。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即国企领导的经营业绩传统上由政府官员评价，但政府官员既不承担经营风险，也不占有经营收入，企业的经营业绩不是他们“事业心”的体现，所以无法保证他们对经营者的评价是“公正”的，无法阻止他们重用庸才，打击人才；由于政府官员始终作为国企领导的“上级”在发号施令，国企领导的命运也就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这就形成了他们对后者的依附感以及对官场的归属感，使他们难以像真正的企业家那样，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参照这个定理，我们看到，大学校长的治理业绩传统上由教育主管部门评价，但大学的治理业绩不是教育主管部门“事业心”的体现，由于教育主管部门始终作为大学校长的“上级”在发号施令，大学校长的命运也就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这就形成了他们对后者的依附感以及对官场的归属感，使他们难以像真正的教育家那样，把治理大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近年来大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外界批评的焦点往往集中到大学校长身上，其实，大学校长们有时也是“无辜”的，时势和环境既然决定了他们难以把治理大学作为终身事业，我们又怎能要求他们对大学出现的种种问题负责呢？
教育专家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长期存在着一个社会贤达群体，国立大学的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大学校长们一般都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被普遍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作为一种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今日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发育的逐步完善，类似的社会贤达群体也正在形成之中，那么，能不能从这些人当中遴选出一批有学识、有追求、富有建树、众望所归的杰出人物，聘请或任命他们担任大学校长，真正实现大学以主体资格自主办学、校长以教育家身份民主治校的理想呢？
或许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关方面有没有放手让中国大学培养自己的“教育家校长”的胆识和魄力，有没有为中国高等教育拓展更广阔发展空间的智慧和勇气。(潘多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