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张运：读“心”的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运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成就已远播世界。2月20日，张运获得了“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3月29日，作为新当选美国心脏病学院院士（FACC），他又赴美参加第58届美国心脏病学院举行的庆祝仪式，这被称为世界心脏病学界的最高荣誉。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对心血管类疾病的研究是世界医学科研的焦点。在众多读“心”的科研工作者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副校长张运是佼佼者。
读心、救心，以往的成就是新的起点 张运最初的成就，是对“读心”手段的创新：他是国际上最早把多普勒技术用于心血管疾病定量诊断的学者之一，并围绕这一技术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率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方法和新公式。
一般人的心脏相当于自己的拳头大小，但这个拳头大的事物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乾坤”？在采用多普勒超声技术之前，人们是通过一种名为“心导管” 的技术来“ 读” 的：把一根导管插到病人心脏里，但这种技术具有创伤性和并发症，由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落后，病人往往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确诊。
多普勒技术在心血管病领域中的应用无异于一场革命，被人们称为“放在心脏里的听诊器”，实现了无创性检查，而且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得到结果。现在，在瓣膜心脏病、先天心脏病、心肌病、心脏肿瘤等领域，多普勒超声对于心导管检查的取代率已经达到90%以上。
1994年，张运获邀赴美主持超声心动图学论坛全球卫星转播学术会议，该论坛每年邀请超声领域最前沿的专家对最新的研究动向、研究成果进行讲解和答疑，张运的影响，扩大到国际学术界。
“科研有时是很漫长的积累过程，很多成果的背后都是十多年的努力。”张运说。对有些人来说，成就会成为一种束缚。对张运来说，那只是一个起点。读心是为了救心，走出自己的辉煌，张运开辟了新的领域。
人们通常所说的“冠心病”实际上是由于支配心肌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所引起的。“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的病因仍不完全明了，但已知40%-50%的因素来自先天的基因异常， 50%-60%来自后天的危险因素，如抽烟、空气污染、高血压、高血脂等；有一些因素我们不能改变，比如男性、年老，但还有很多是可干涉的。”张运说。
但是，心血管疾病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喝酒、抽烟、吃肥肉，但活到八九十岁，因为他们血管壁像长江大堤一样坚固。张运课题组正在做的一个国家863项目，就是研究哪些人类的先天遗传基因和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系。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后天因素和先天因素的影响不是完全分开的，“救心”任重道远。张运回顾说：做了院士之后压力很大，因为目标高了，以前的工作主要与国内先进水平比，现在要和国际先进水平比。最近几年，张运的成绩仍然不断产生着国际性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涉及到心力衰竭、动脉粥样硬化等领域。在最近几年，成果陆续显现。比如生物搭桥是近年来医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但以往的研究集中于单一血管生长因子，大多只能生成结构和功能有缺陷的血管，这导致了多数临床试验的失败。张运等的研究通过动物试验结果表明，将促血管生长因子和促动脉生成因子联合应用，制成缓释剂，包埋于梗死区周围的心肌缺血部位，缺血区心肌出现了显著增多的成熟而有功能的侧支血管网络，心肌局部血流量和收缩功能得到显著改善。这项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有希望找到一种可持续、 高效治疗人类心肌缺血病症的药物。
在科研领域，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是否突出，有一个简单的等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人们就想起一项技术；反过来，提到这个技术就应想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一定是对这个技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国内，提到“张运”人们就会想到“多普勒”，而提到“多普勒”人们一定会想到“张运”。
“医生眼里，只有生命的界限。”在采访中，他屡屡提到这一点。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在2000年，心血管病已成为我国第一号杀手，每16秒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这一死亡速度是美国人的两倍。
救心，要动心，医生要明了患者的“心” 张运是个和善的人。刚当选院士时，派出所领导出于对院士的关心，向他了解周围有没有什么“不安全因素”，张运笑着回答说：“请你放心，我很安全。”他下班步行回家，一路之上和周围的熟人打着招呼。
张运觉得：“当一个好医生很幸福，因为可以和很多的人交朋友”。虽然有多个职务，但只要在济南，张运就努力尽一个医生的本分：坚持看病和查房。
他说，医生这个职业之所以“高”，是因为医生眼里没有政治界限、身份界限，只有“生命界限”。医生对所有的病人都应该一视同仁，救死扶伤是医生唯一的职责。
说起当前的医患关系，张运认为医护人员与病人的沟通和互信应当加强。比如病人出院，你就不能说“ 欢迎您再来” ，做医生对患者不仅要关心，而且要“知心”。
很多医疗纠纷的起因往往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张运看来，医护人员“不会说话”却不是小事，这说明在医学教育中，与人沟通的能力被长期忽略了，医患沟通能力是个新课程，现在全国各个医学院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作为一门功课来对待。另一方面，有些年轻医生、护士缺乏严格的医德教育，对病人服务态度不好、比较淡漠。但从医护人员的角度看，还有一个很少为人注意的因素，就是医生对病人带有畏惧心理、防范心理很重，说每句话都要考虑会不会闹医疗纠纷，所以干脆少说。
作为山东大学副校长，张运在校领导中分管医院。谈起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这些社会问题，张运打开了话匣子：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经济效益是任何一个独立经营单位的立身之本。在发达国家，公立医院都是社会公益事业单位，医生的待遇、医院的运转费等都是财政全包。我们把医院一开始就推进市场，让医院自己去挣钱，肯定会出现问题。医院把指标下给科室，科室要去挣病人的钱，病人就会产生戒备，会觉得每一种治疗方案都是在挣他的钱。医患之间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假如是国家全包的，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问题，只存在一个医疗质量问题，那就好办了。这个事情一定得搞好，当然国家要一下子把这些医院包起来，很难，只能一步一步地走，急不得，要慢慢去做。
张运指出，目前推行的医保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国家每年的拨款只能实现低水平、广覆盖，医保部门把医疗费用额度分配到医院，超过了额度医院就得自行填补，而医院则层层分解额度，结果当病人花费超过额度时，医生必须自己掏腰包去搭，这就产生很大的问题——辛辛苦苦给病人治病，最后还要自己贴钱，那就干脆用最便宜的药，结果贻误了治疗。也有少数病人不自觉，钻政策的漏洞，无论病情轻重均要求住院以争取更多的报销，甚至拿着医保支付的药品到社会上去卖。因此，目前的医保制度亟需完善。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绝不仅仅是个口号，张运说。
有了荣誉，有了地位，自己更要“专心” 张运是国内为数不多仍处于一线的年轻院士，又做副校长、医学院院长，事务工作也不少，时间够用吗？他说：作为一个医生，临床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在时间安排上，他始终把临床工作放在第一位。
他说，相对于其他行政领导，我是比较超脱的，有较充裕的时间搞科研、搞业务。
他把医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匠”，一种是“家”。对于医生来说，临床和科研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对立起来。医生如果只会治病，就完全是继承前人的技术，即使业务水平再高也只能是个“匠”。但要成为“家”，就必须作出前人未有的创新和发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山东大学医学院把职称晋升分为两条道：首先申报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次年申报副教授、教授。临床水平高但科研水平差的人可以晋升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但只有临床、 科研水平均高的人才可以晋升为副教授、 教授。“我们目前尚无与国际接轨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培养体系，而是混淆了研究生培养与临床医生培养的界限，在几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临床家和科学家，这是做不到的。如何建立双轨制的培养模式，是目前医学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医学院正在进行一些摸索，试图建立严格的临床医生职业化培养体系，毕业之后授予临床学位。
当年，张运在国内的第一本关于多普勒超声技术学术专着，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但需要自己包销 5000册，夫妻两人发广告、卖书籍，整整两年。这本被出版社拒之门外的书已成为我国多普勒超声技术领域的经典著作。因为没有实验室，他们只能在男厕所里做动物实验……这些令人费解的事情现在都成为“美谈”了。经过艰辛的张运回忆时感慨万端：“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的实验室设备和美国不相上下，我们只能做出更好的成绩报效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