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燕宁：“防艾”与医学教育模式漫谈
（作者系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自2001年秋陆续开出《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等学分课程）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一位专家说，“我们在艾滋病预防控制的战场上‘屡败屡战’，唯一打了一场胜仗却在控制血传播上，可那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啊！”SARS曾震憾整个中国，但全中国死于SARS的人，比不上中原半个艾滋病村死于AIDS的农民。SARS涉及中国社会的浅层问题，而AIDS则触及深层问题。
显然，防艾不是技术问题。国内外亦公认，近3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预防控制，政策调整已落到了实处，即作为中央领导需要做的事，几乎都做了。
那么，防艾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至少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发育问题。
国内现行的医学教育是否与防艾相适应了呢？上海社会科学院HIV/AIDS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教授在采访了诸多HIV感染者和 AIDS病人的就医经历后，得知在感染者心目中“医生”是分成两类的，一类是帮助他们的“防疫站医生”，另一类是歧视他们的“医院医生”。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教授从中国艾滋病歧视问题专题调研中得出结论，在我国与HIV/AIDS密切接触的各类人群中，医生护士对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视是最严重的。我手上还保留着几年前的《健康报》，上面有一篇一位知名的性病专家写的文章，记录着他强忍着心中的怒火，为一位得性病的 “性乱”患者看病时那种极不情愿的心态和由鄙视最终演变成诅咒的言行。潘绥铭在《存在与荒谬》中白纸黑字写道：199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虽然政府的部长都说不应歧视艾滋病病人，但仍有一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性病预防医生在饭桌上说：艾滋病可以“净化种族”，因为那些“坏蛋们”都会得艾滋病死掉。很难想象，这是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为天职并已通过《医学伦理学》考核的人的言行；很难想象，在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中，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竟在扮演着如此不光彩的角色；很难想象，就一个群体而言，还有哪个群体对防艾知识能比医生高？
再看看公共卫生教育，如果按照教学大纲上的“掌握”“熟悉”和“了解”来区分，整个公共卫生教育体系充其量只“掌握”“主流人群”，“了解” “弱势人群”，但并不“熟悉”“边缘人群”，所以，我们既不知道“边缘人群”在哪儿，也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打交道，更谈不上系统关注其健康问题。
我们凭什么来从容应对艾滋病这个当今最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呢？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于2001年开设了《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 2003年开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初衷是为了防艾，本意是为了给医学生补上人文社科这一课。我们把“感动中国”的医学教授高耀洁和桂希恩请来，真正感召学生的一定不是俩人的学识；我们把享誉中外的白先勇先生、李银河教授请来，最终打动学生的不一定是文学或性学，而是人性———我们想追寻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中的一些灵魂层面的东西，斗胆进言，追寻中国高等教育的灵魂。
来源：复旦《校刊》678期 最后更新：Apr 27,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