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曾宪九主任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 马遂
我不是曾主任的入室弟子，只是隔着几层在他手下当过几年小大夫。虽然他那时可能还没我现在岁数大，但在我们眼里，他那么高大，只能仰视。楼道里相遇，我们只有晗首微笑侧身避让的份儿。
除了敬仰那时似乎没有更多感觉，直到自己也不再年轻，才逐渐感到曾主任竟在不知不觉中极大地影响了我，他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渗透进了我的意识，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和人生。
文革后的中国医学毕业后教育有个特点，就是普遍实行研究生制。文革刚结束时各行各业缺干部，国家想出了研究生的办法，我们不少人就是借的这条道回的北京，进的协和。我们那时候的研究生普遍都有十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多数还在73、74年到协和回过炉。但三年毕业后，曾主任还觉得我们临床不够，还要我们补。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次已不记得什么主题的会上，曾主任曾这样强调临床训练的重要性：
研究生训练是必要的，但不是人人都必要，而且在时间上要摆在住院医师阶段的后面。 那时人懵懂，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觉得从基层到协和有那么多东西要学，让补就补吧。于是，这住院医师当得挺踏实，前后一共十五年。年头长了，见的就多，跟的老师也多，内外妇儿、拳打脚踢似乎都练过一点，有了这样的底儿，再读书看病人，就比较有底，工资没长过也没怨言。
但慢慢地，这研究生制似乎就有点变味，也赶上住院医师制也变味，两者关系发生了和曾主任原来说的不一样的变化。在医学生毕业后教育的领域内，研究生制逐渐反客为主占了主流。研究生制有周密的培养计划和严格的考核，有院、科、导师的三级刚性负责，相比之下住院医师制就软多了，24小时负责制太累人，还被批评为不符合劳动法，已经取消。工作安排代替了培养计划，有的科即使有住院医师培养计划也没人管。在老协和号称一年培养一个人的总住院制虽也恢复，但职责已降为科秘和一般会诊，强度大不如前。学位和SCI文章成为晋升的最重要条件，学位、职称、文章、课题、出国之间形成正反馈，启动因子就是研究生学历和学位证书。逐渐形成一种观念，没有学位就矮人一头。走研究生的路，成了一些聪明人的成才捷径。我逐渐体会到曾主任的先见之明，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感到作为医师成长最重要阶段的住院医师制可能要有问题，他向我们提出了警告，也指出了正确的解决途径。
进一步的学习中，我认识到临床医学有突出的实践性的规律，技术虽有变化，但实践性规律丝毫没有改变。住院医阶段的训练最重要的正是临床实践，趁年轻，多打临床基础，建立对临床医学较为全面的认识，经验逐渐积累，认识慢慢升华，将来才可能走得远。曾主任的思维观念正是基于对临床医学这样的深刻认识提出的。在他的教育和安排下，我们许多人将“重临床”变成了自觉行动，也成了我们后来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有了这样的免疫力，我们就对那种早早地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专业中某一亚专业的某一疾病的某一阶段的某些实验室表现上的临床干部培养方法有点看不惯，对现在的以研究生制度作为临床干部主要培训制度的做法产生了排斥。协和老一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差不多，学生们所受熏陶和影响也差不多，在协和大家一起设法，想对研究生制进行改造和利用，试图挂研究生之名，行住院医师之实。但在实践中，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许多事做不起来，又有许多事很别扭。协和可能比有些医院好，但仍有许多遗憾。在后来的工作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我按照曾主任的理念力主临床医师不能跳跃住院医师阶段，住院医师必须踏踏实实做好。到急诊来的，不论是博士、博士后，已经取得主治甚至副高职称，如果在他们的经历中实验室不少但临床不够，或者临床时间够了，但能力不够、基础不牢、知识不宽，就一定要补，我们不拦着他们提职称涨工资，但不管多大岁数，要重做住院医，每年考核，做不好接着做，就像当年曾主任要求我们的那样。我们恢复的总住院医制，训练强度和文革前是不能比了，但比文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还是提高了不少，至少他们不再是科秘，而真正承担着责任重大的业务，而且有目标，有考核。曾主任的“重临床”“重住院医师阶段训练 ”的观念今天仍然和我们在一起。
我没有在曾主任直接指导下做过什么科研课题，但回想起来却似乎一直在沿着他的思路走着。
1973年我“回炉”，跟着蒋朱明大夫做过一段外科营养，记得当时有个病人开始很成功，1个多月的全胃肠外营养，在当时物质条件下居然体重长了几两，而且原本范围广深达骨的褥疮也明显缩小变浅，肉芽颜色也好多了，但就在大家高兴的时候，一次静脉营养液的产气菌污染要了她的命。这个病例外科老人都知道，而她当时就是我管的，出事的营养液配方医嘱就是我开的。科里在那时的十五楼二外科实验室开了多次总结会，从会上，我了解到了曾主任的思路，曾主任原来有四大科研方向。对这些科研方向，我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步更加深了认识。
一个是营养。外科病人营养不良的多，这极大影响了外科的适应症范围和预后，他于是组织和支持了蒋朱明等人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开展那时叫静脉高营养的临床科研，外科实验室地方不大、人不多，几乎全给了他们。临床也挤出床位，先在7楼3，后来在7楼1外面的拐角，开了个外科静脉高营养病房。为培养干部，招的研究生中尤永明、陈亭苑都是营养的方向，还亲自出国搭桥，把几乎所有营养组的人都派出了国深造。
再一个方向是外科体液。曾主任和费立民大夫等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做外科病人总体水及水分布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因为外科病人常有体液分布异常，从这里自然地延伸到对外科性休克的研究。文革后派陈德昌大夫赴法留学，陈大夫回来后，曾主任出面说服院领导让出十五楼一的院长办公室和党委的一些机关，成立了危重病房，这是十五楼一加强医疗病房的来源。我本人在研究生后跟着陈德昌和唐伟松大夫也参加了这一工作。那时候曾主任已经有病了，但他仍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小大夫一起，或是蹲在地上看病人尿管滴尿，或是笑咪咪地听我们交班、看我们在纸上画心功能曲线。
外科病人的感染是外科临床的又一难题。无菌术是改变了局面，但远没有解决问题。还有那些环节在感染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怎样调动机体内外的各种积极因素预防和控制外科感染？这是曾主任关注的又一临床科研热点。文革后他收了一个研究生叫盛宏淼，这是一个十分能干和得力的年轻人，后来送他赴德留学，专攻外科免疫和外科感染。盛大夫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正想做点什么的时候可惜曾主任谢世，加上种种原因，盛大夫后来离开了，这个题目夭折。
大家都知道，曾主任的个人外科兴趣在胰腺，他并不局限在某单一胰腺病，胰腺癌、急性胰腺炎、胰岛细胞瘤等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那时候他制定一定的规矩，但胰腺手术谁都可以做，基外的胰腺病人也多，连我这样的小大夫都被陈桂滋大夫放手做过胰体胰尾切除。还有一次，曾主任帮费立民大夫做一例急性胰腺炎的剖腹探查，我拉钩。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时候是要做手术的，要做许多引流，胶皮管、双腔管，“卷烟”，有人开玩笑说这像是在肚子上栽葱，但就是这样也引流不好，术后每2-3天就得再到手术台上做腹腔清理，病人极痛苦，死亡率极高。那次手术中主任对我说，怎么样才能引流好腹腔呢？你们要动动脑筋，解决这个问题。曾主任的胰腺外科带动了全院对胰腺疾病的重视，他领导的胰腺病协作组联合了病理科、内科、放射等专业，使我院的胰腺病工作在世界上都是屈指可数，即使到了今天，胰腺仍是我院基外和消化科的亮点和特色。
从曾主任的科研可以看出，他的立题从来都是来自临床实践，结论又回到临床中去。也出过许多文章，文章时间长了会被大家淡忘，但由他的科研方向发展出的今天的肠内肠外营养实验室和基外营养病房、加强医疗科和危重病学、基外的胰腺外科等的特色却长久存在，成为了今日协和结构的一部分。这些成果又向外辐射，带动了其它科室如我们急诊科、病理科、消化科等的进步和发展，提升了全院的医疗水平。细想一下，我们科研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这是多少篇论文都不能比的。
曾主任的科研立题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许多人，也影响了我，我们都不习惯去翻自然科学基金的招标书，而觉得临床中问题多多，十分值得去探究。从急症和危重症来看，临床极少只有单一脏器受累，这是为什么？脏器功能间是怎样关联的？可能的机制是什么？我自信沿着这个科研方向做下去可能揭示急诊医学和危重病医学的专业性。
曾主任的科研管理也是我们的楷模，他是定了方向后引导和放手让大家去做，从中发现和选择最合适人选，再给与方向上的指导和提供必要的人财物条件。他的这种做法在营养、危重病、胰腺外科的各个课题工作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古代哲人老子在“道德经”中分析不同层次的领导艺术时说：最高的领导艺术是引导和推动下级去做事情，下级虽知道上面有这么个领导，但在完成工作后觉得事情都是自己做的和领导没什么关系；中等领导是群众对他感恩戴德，亲近和赞颂他，他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位领导事情将会怎样；三等领导使人畏惧，不得不跟他走；四等领导使人咬牙切齿，背地里咒骂他。（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曾主任在临床和科研的组织管理中就表现了最高的领导艺术，结果一是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事情能做得更好，二是可持续发展，即使某人不在了，事情还能照样；三能培养人，而且经过他们可能影响几代人。曾主任几十年的科研实践证明了这样做的好处。展现了他一个学科带头人的气魄和人格魅力，他带出来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的带头人和佼佼者。
曾主任走了，在一个他还不应该走的年龄，到今天，已有20多年了。但他造就的外科业务结构，他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仍深深影响着我们。今天外科的多数人可能都没见过他，但他仍活在协和外科，他活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协和历史上出过几个伟人，张孝骞、刘士豪、林巧稚是这样的人，曾宪九主任也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伟人？就是能够给后面留下深重痕迹的人，这种痕迹长期起著作用，不被岁月轻易磨灭。他们是大师，开山立派的大宗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托着他们的福荫，协和才有了辉煌的过去，也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当我们今天纪念他们的时候更自觉地研究和继承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排除干扰，沿着他们的路继续往前走，使协和能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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