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齐鲁大学的四年
http://blog.sina.com.cn/u/46003ace0100092z安作璋
1947年夏，我在皖北阜阳一所抗日中学——山东省立第二临时中学高中毕业。摆在我面前首要的也是多年梦寐以求的一个愿望，就是报考大学。那时候，国内大学很少，除了天（天津）南（南京）海（上海）北（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大学比较集中外，一般省份也就是一、二所大学，像山东这样的文化大省，当时也只有两所大学，即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和济南的齐鲁大学。为了有选择地报考大学，我初步确定报考的地点是南京和上海。一则这两个城市大学招生考点较多，有选择的余地，二则交通方便。当时我和家庭早已失去联系，路费是从平时伙食节余中筹措的，名为“伙食尾子”，自然数目不是很多。好在流亡学生坐火车不要买票，住宿可以投靠正在大学读书的同乡、同学或亲友，到学生宿舍挤出一席之地就行了。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吃饭和复习功课了。我和几位同班应届毕业同学结伴同行，先是到距离阜阳最近的蚌埠，然后从蚌埠坐火车到南京。在南京的一位同学宿舍里住了几天，了解到各大学都是从抗日大后方复原回来不久，多在本地招生，在南京设的考点很少；而且当时学潮迭起，学校当局盘查很严，不宜在学生宿舍久住。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又从南京乘车去上海，最后总算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读书的一位亲戚住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个临时栖身之所，差不多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多月宝贵的复习时间，这在当时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有相当多的考生没有住处，白天在街头流浪，夜晚就睡在马路旁，更谈不上复习功课了。尤其不幸的是，据说有一位外地来的考生，就是因为睡在马路边上，早起收拾铺盖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美军吉普车撞死了。
在复习过程中，同时也了解和考虑报考什么学校的问题，我的报考志愿比较明确，专业是历史系。当时上海著名的高校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我到上海时，已经过了复旦的报名考试时间，交通、同济都是理工科大学，不符合我的报考志愿。还有一所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但学费太高，即使考取了也读不起。外地来上海招生的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联合招生，此外还有一所武汉大学，但这些学校招生名额都很少。自觉文科的几门课程还比较有些把握，但理科的课程虽然在高中的三年尽了很大的努力，还是相差很远，考取的希望不是很大。为了不致落榜，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上海招生的齐鲁大学，报考的专业是该校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我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其一这是一所已有80多年历史的正规大学，文化底蕴比较丰厚，尤其是医学院，享誉中外，其文学院和理学院也称得上中流水平，特别是齐大在抗日战争期间迁到成都华西坝的几年里，其文学院国文系、历史社会学系、国学研究所曾聚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顾颉刚、钱穆等都是国学大师，他们著书立说，薪火相传，成为当时大后方国学研究的重镇。其二我是山东人，在济南有一大批复原回去的老师和同学，缓急时可以就近求助。其三报考齐大的考生比上述几所名牌大学相对较少，估计竞争力不会太大，有考取的希望。其四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齐大的学费在所有私立大学中最少，一般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能承受得起。
齐大的考场设在一所私立大学院内，距离我的住处并不太远，来回还较方便。不过倒霉的是恰巧在考试期间，我在皖北被传染的疟疾又发作了。我只好咬紧牙关，坚持到底，那时的身心疲惫状况可想而知。几场下来，自觉文科各门试卷考试成绩还比较理想，尤其是国文、英文和史地试卷基本上都做出来了。还记得作文题共有两个：一是“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一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两题都出自《论语》，都是释义题，无标点，任选一题，我做的是后一题，幸亏读了几年私塾，难不倒我，作文还比较满意。最令人发愁的还是理科各门试卷，数学只答对了一题，物理、化学、生物七拼八凑，估计也不会及格，所幸都没有交白卷。据传如果有一门试卷交白卷或是零分，就没有录取的希望。一个月后，齐大的通知书寄来了，我被录取到历史社会系，实现了我的夙愿，这时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事后才知道，由于我的文科各门试卷分数较高，尤其是国文、英文试卷得到时任国文系主任栾调甫教授和另一位外籍英文教授的赞赏，在录取新生的校务委员会上大力举荐，终于被破格录取。这可以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迈上了终身治学的第一步。
不过在新生入学报到的时候，还遇到了两个小小的麻烦：一是注册，需要有一位重要保人的保证书；一是体检，我因腿疾体检不合格，两者居其一，即不能入学。感谢注册课主任傅为方先生的仗义相助，这两个问题都顺利得到解决。傅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是我进入齐大认识的第一位忠厚长者型的老师。
齐鲁大学的学费确实不高，由于当时物价飞腾，货币贬值，学杂费都是交纳实物，齐大的学杂费每学期只不过交一袋面粉，这对贫困学生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如果再加上半工半读，就不致于因经济困难而中途辍学。齐大学生中固不乏官宦和富家子弟，但贫寒子弟也不少，原因即在于此。后来我在读二年级的时候，又获得了哈佛燕京奖学金，有了这一笔费用，我就可以不再打工，把课余时间和主要精力用于读书和写作。
齐大历史社会系的学生在学校各院系中人数最少，四个年级总共不过十余人，新生也只有三、五人，而且因选修的课程不同，再加上教室不固定，流动上课，难得聚在一起，彼此都不熟悉。系里如果有什么事，和我联系的只有同班新生栾调甫先生的女儿栾汝珠同学，到毕业时，除因故退学或留级以外，仅存的毕业生也就是我们两人。
教师上课也是打破院系格局，第一学年开的课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齐大规定文科学生必修一门自然科学，理科学生也要修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等课程，都是几个系的学生合起来上课。有的课程如国文、英文，甚至是文、理、医三个学院的新生合在一起上课。那时齐大刚从成都复原回来不久，教师队伍尚不够整齐。史社系历史专业的教师有吴金鼎（考古学家，兼文学院院长）、杨勉斋（社会学家，兼史社系主任）、张立志、许衍梁、吴鸣岗（以上三位都是历史学家）、胡厚宣和一位加拿大籍教师明义士（以上二位都是甲骨学研究专家）等人，实际给我们上课的只有二人，即教中国通史的吴鸣岗和教世界史的许衍梁，这两位先生都是兼职，上课来下课就走，很少有请教的机会。所以这一学年主要靠自学。好在上大学比中学课余时间多，齐大图书馆藏书又相当丰富，这就为我自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自学什么？怎样自学？我想首先要结合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课，把这两门通史学好。于是我从图书馆借来钱穆的《国史大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作为系统阅读的基本教材。再者，既然学了历史专业，那就要对这个学科的历史有所了解，同时也要找到如何学好历史的方法和途径。当时我的兴趣偏重于中国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因此，我又系统地选读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通过这样的学习，为我此后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此外，齐大是一所教会大学，对英文课要求较高，如英文不及格，就要留级；再者，英文对学习历史也有用处。为把英文学好，我采用了一个笨拙的办法，就是从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文版的斯坦因（Aurel Stein）写的《西域考古记》，一手拿原着，一手拿字典，进行业余翻译，这对我后来撰写《两汉与西域关系史》提供了不少方便条件。就这样一学年匆匆过去了，到第二学期末，也就是1948年夏，我的学习生活又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齐大学校当局以躲避战乱为由将文理学院南迁到浙江的杭州，医学院迁到福建的福州，在杭州的临时校址即远处西南郊区的百年古刹云栖寺。我为了继续学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随校南迁。在杭州住了一年，杭州解放后，1949年秋季，我又随学校返回济南，从此一直到1951年6月大学毕业。在这三年期间，齐大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齐大面目一新，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社会系改为历史学系，学生增多了，教师的阵容也迅速增强。除原有教师外，先后来齐大任教的有历史学家张维华、韩连琪、莫东寅、林树惠、徐绪典、历史学家兼文学家朱东润、文献学家王献唐等先生。韩先生讲先秦史，莫先生讲中国经济史，林、徐二先生讲中国近代史，王先生讲史学要籍解题。朱先生讲两汉研究、传记研究，他在讲传记研究这门课时，讲到得意处，往往引用其所著《张居正大传》为例证，说古论今，鞭辟入里，对我有很大启发。还有前面提到的栾调甫先生，讲经学概论。栾先生是经学家、墨子研究专家，他讲经学，引进了治“小学”（旧时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强调明了文字的形、音、义，而且注重明辨句读，这大有助于提高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那时真可谓学者云集，极一时之盛。
在这里，应特别提到的也可以说对我的学业影响最大的就是恩师张维华（西山）先生。张先生是1948年秋自重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调来齐大任教的。他原是齐鲁大学毕业的校友，后又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明史佛朗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传注释》于1934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并为日后中西交通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作。张先生给我们讲课时间最长，课程门类最多，他先后为我们开设了史学通论、秦汉史、宋元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史部目录学、马恩史学名著选读等七门课，其中有的课实际上是为我一人开设的。如前所述，原来史社系的学生本来很少，再分为历史与社会两个专业，每个专业的学生就更少了，充其量不过几个人。1949年改为历史系后，学生人数有所增多，但全系也不过20余人。再加上各个年级的学生所选修的课程不同，所以有时就只有我一个人听课。这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学研究所资料室上课，或在张先生家里上课。教学形式和现在指导研究生的情况差不多，有时是老师讲，学生听；有时是学生提出问题，老师解答；也有时师生相互讨论、辩难，还可以随时在资料室查阅有关的参考书。所以张先生开设的课程，虽然大都没有按照教学计划讲完，而且不像现在这样条理、系统、全面的讲授，但是经过上述的教学活动，却极大地培养和提高了我的治学的基本功以及读书、思考和写作的能力。
抗战初期，因公立学校一度停顿，我曾读过几年私塾，片片断断地听老师讲授过、自己也背诵过《论语》、《孟子》、《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的一些片断内容，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和历史知识。张先生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就教我着重攻读秦汉史。他要求我一定要认真阅读前四史、通鉴几部书。他说这五部书是研究秦汉史的基本书和必读书，虽不一定背诵如流，但一定要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什么是熟练程度？就是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不用查书，就能知道出于某书某卷或某篇纪、表、志（书）、传；提到某个人物、事件或某项制度，都应知道它和另外的一些人物、事件、制度的相互关系。如此方能上下贯通、左右逢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张先生上课时，经常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以此来检查督促我的学习，并交流研究心得。这是我后来研究秦汉史入门的基本途径。
张先生原来受干嘉学派的影响较深，治学长期走的是实证主义的路子。然而解放后，却能一改以往传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欣然接受并通过刻苦努力的自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辈学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当时他给我开设马恩史学名著选读课，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学过，只能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当时在新华书店能够买到的如《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以后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放到国学研究所资料室，让我阅读，他也和我一起阅读，共同从中寻找例证，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说来也很滑稽，在堆满古色古香的线装书、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研究所，竟堂而皇之地摆上两位西洋大胡子的著作，而且十分严肃认真地阅读、讨论问题。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对历史负责，对学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张先生在 50年代的一些论着和以前有明显的不同，如《论汉武帝》、《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以及《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等学术论着，就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同时对我来说，也为我以后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张先生一向主张治史贵在博大精深。他常说：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所谓渊博，也不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但要精通，凡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他常举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来勉励我们。我体会张先生的意思是，要说读遍天下书，在颜之推那个时代或有可能，而在唐宋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浩如烟海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了；但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如秦汉史，还是要把应该读的书读完的，也是能够读完的。惟其如此，才不致在作结论的时候孤陋寡闻，以偏概全，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张先生不仅精于秦汉史和明清史，而且在魏晋隋唐和宋元史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收入《汉史论集》和《晚学斋论文集》中。他的身体力行，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张先生曾为我专门开设中国史部目录一课，要我在读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基础上，再系统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这个办法为我打开了历史知识的大门，使我终身受益不尽。
张先生治学很虚心，他教导我们不要完全拘泥于他所讲授的内容，包括他的著作，还要多读一些当代著名学者写的书和文章。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的著作要读，钱穆、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的著作也要读，至少要选读每人的代表作一至二种，不但要了解和掌握其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他们各自的治学道路、思想和方法。博采众家之长，再加以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最佳途径，也是练习写作的一个最好的门径。
求实，是张先生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写了不少考据文章和书，例如《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传注释》（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时更名《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明正德间葡萄牙使臣来华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等，都是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实问题。而他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则是从理论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欧人东来及西学东渐的历史功过，这是当时极左思潮下的一个禁区，他这样写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有一次，他在讲课中，忽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实事求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那里？我想了想回答说大概在《汉书·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刘德传》，因为我在读《汉书》时，觉得这句话很有意义，所以就特意记了下来。于是他便借题发挥，讲了一番道理。他说：研究历史，贵在求真求实，如果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因此，求实不仅是历史学的生命，而且也是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品德。他要求我们不一定要走干嘉考据的老路，但要有他们那种求实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干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他认为求实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应该继承发扬。他说这番话在当时可能是有感而发，但对我来说，却成了做学问和做人的终生努力的目标。
1949年秋，张先生以其在学术界的德高望重，被任命为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行政事务多了，我们之间，已不像过去那样朝夕相处，彼此接触的时间也相对减少了。虽然如此，他对我的秦汉史研究和论文写作，仍然十分关注，花费了不少精力。我在临毕业前夕，断断续续写了几篇关于汉史的论文和一部西汉农业经济史稿（以后又从中析出几篇论文），差不多都请他审阅过，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论文后来又经过邓广铭、韩连琪等先生的指点，反复修改，结集成《汉史初探》一书，1955年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一个大学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在当时能够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是颇为罕见的，尽管学术水平不高，但在学术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间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忆我在齐鲁大学读书的四年，这段往事距今差不多已有一个甲子，即近60年之久。但每每想起当年师生、同学相处的一幕幕情景，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不论人和事，有的几乎终生难忘。
“尔将释真理，真理必释尔。”这简单的两句话既是齐大的校训，也是齐大的校风和学风。谨于本文结束之际，录此作为对齐大老师和同学们的怀念，并用以自勉。
安作璋，男，汉族，1927年生于山东省曹县。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历任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现任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山东历史学会与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城关系史》、《班固与汉书》、《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秦汉官吏法研究》、《刘邦评传》等，发表了学术论文近百篇，主编《中国史简编》、《中国古代史史科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