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少年最后生命的医疗历险:被疑用作人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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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7日10:34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沈 颖
“我的儿子被做了人体实验？”
“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周宜清(原名周易清)在上海东方医院的总治疗费用高达近90万元，周振华一家尽全力支付了其中的20多万，除去儿童基金捐助部分，还欠医院40多万。
2006年7月31日，周宜清死后第二天，医院告诉周振华，可以免去这40多万治疗费用，但前提是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书，“上面写着3点要求，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这“三不准”给了周振华猛然一击。
“我的儿子被做了人体实验？”
回忆细节，四处查询，他的怀疑日益强烈。
周振华之前从未对治疗的性质产生怀疑，“我们一直以为是常规治疗。”在13楼中德心脏中心，所有人都能取得的医院治疗宣传册上，清楚地写明了对终末期心衰的治疗手段有4种——人工心脏植入术；心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到了7月末，周振华突然发现，医院的治疗宣传册中已悄悄取消了周宜清参与的第4项内容，所谓有效率90%的“ 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周振华开始怀疑人工心脏的安全和有效性，他致函德国心脏中心，希望得到周宜清使用的人工心脏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相关数据、认证资料。心脏中心的回复是：1996年就通过了欧洲MDD的认证，其他的问题不能讨论，可向东方医院询问。
咨询其他医生后，周振华又发现一个巨大的疑点——“干细胞和肌细胞技术连国外都还在动物实验阶段，科学家们还在争论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东方医院早在2004年就已使用于临床！”
“如果是临床实验，医院和医生应告知家属，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和通过伦理委员会的讨论，还要签署大量的文件。”周振华所请的代理人张胜富说，“但周振华在那么多协议上签了那么多名，却没有一个与此有关。”
11月底，周宜清的父母将一纸民事诉状递交到上海市一中院，一周后，法官建议他，“应先打刑事诉讼，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后要求民事赔偿”。目前此案在等待立案中。
“皮肤没有粘性，过不了今晚”
13岁的周宜清，匆忙成为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
最早的疑点回溯到两年多以前，刚刚踏入东方医院的时候，在同一个东方医院前后相隔几小时的检查中，对周宜清心功能的描述，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入院检查显示心功能是心衰四级，而几小时后的术前检查中却显示，心功能是二到三级。
而周宜清在之前儿科医院的心功能诊断结果为“心功能不全”，并没有下完全心衰的结论。
周振华在2006年底意识到，用3小时决定儿子的命运过于急促。2004年4月22日晚7点到10点，是周振华夫妇如今不太愿意多回忆的“噩梦般的3小时”。
在那3小时中，周振华、郭永倍夫妇心急如焚，忙不迭地在上海市东方医院的医生递上的各种单据上签字，而关于手术的知情同意过程持续了不到10分钟。
“当时我们的感觉是走到穷途末路，遇见大救星。”周振华说。
2004年4月10日起，13岁的周宜清出现乏力、呕吐、咳嗽多痰症状。4月19日，在儿科医院被诊断为原发性扩张性心肌病。4月22日下午，东方医院院长前来会诊，摸了摸孩子的手和身体，对母亲郭永倍说，“你儿子病很重，他身上的皮肤已经没粘性了，过不了今晚。”
夫妇俩惊呆了。
他们回忆，院长随即介绍说，东方医院有先进的治疗方法，先安装“BERLINHEART”人工心脏，让自己的心脏“休息”，再把从骨髓里取出的干细胞——人体的原生细胞，象撒种子一样撒在心脏上，修复心肌活力，最后把人工心脏卸下，病人就如同正常人了，这套治疗方法成功率90%，费用25万元左右。
在夫妇俩的记忆中，院长还说，“你们非常幸运，正好在开一个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德国柏林心脏中心总裁和主任翁渝国教授正在上海，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脏。”
儿子被迅速从儿科医院转至东方医院，在那后来被父亲周振华称为“噩梦般的3小时”的检查后，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手术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3点30分。
手术签字医生依次是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德国籍医生翁渝国，范慧敏。“还有一个提供机器的德国人也进了手术室。”周振华回忆说。
13岁的周宜清，匆忙成为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
“他们拿我当猴子，看新鲜”
“每个星期都有这么几次，要重复几遍同一个动作，把被子拉开，他们掏出相机对准人工心脏。”
手术后，周宜清进入了全封闭的重症监护室，几天后，出现高烧，心率180，父母第一次被允许见儿子，“穿上隔离衣服全副武装进去。”喂饭时撩开儿子的衣服，母亲郭永倍吓了一跳，儿子心脏下接上了两根导管，连着一个椭圆形的人工心脏泵，充满了血液，看上去像人的心脏，红扑扑的，但跳动在身体之外。
由于医生说怕感染，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周宜清独自住在重症病房里，夫妇俩进不去，隔着两道门，整日守在走廊上探听儿子的治疗信息。
夫妇俩感到纳闷的是，各色参观人士，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却由院方带领，不断进入重症监护室，直奔周宜清的病床，“有的是一个参观团，一群人来，不穿隔离服也就进去了。”
起初周宜清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中，只要有老外来东方医院参观，肯定来看他，他口语不错，主动和老外交流。
“但慢慢的，孩子流露出不满，每个星期都有这么几次，要重复几遍同一个动作，把被子拉开，他们掏出相机对准人工心脏。”周振华说。
记者们也来了，周宜清术后被形容为“阳光少年”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还有剧组来东方医院拍外景，护士们纷纷去找演员合影，演员则主动跑到周宜清处要求合影。
母亲郭永倍回忆，儿子越来越沉默，甚至沮丧，“他们拿我当猴子，看新鲜。”
装上人工心脏后，周宜清走路极其不便，郭永倍回忆，儿子必须很小心地起身，为了防止站立时人工心脏的泵往下掉，泵和导管与皮肤创口反复摩擦导致出血感染，在他的脖子上要挂一块纱布，纱布的下端挂在椭圆形的泵上，泵套着口罩，形成一个向上的力托举着。人工心脏的泵的一端与一个象电脑主机一样的辅助装置相连，走路时，这个辅助装置必须随身紧跟， “儿子总是小心的用手护着泵，不让我碰他，他总说，妈妈你别乱动，那是我的生命。”
有时候不得不离开电源下楼做检查，周宜清最怕的是半途断电，辅助机靠蓄电池保证工作，当电量不足时，就会发出报警的鸣叫，“他有一次紧张得脸色发白，盯着辅助机上显示的数据叫起来：妈妈，如果停电两分钟，我的命就没了。”
“让我们一起等待奇迹的发生吧”
“我们一直认为是常规治疗，所以很快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周振华至今保留的治疗日记中，记录了2004年6月15日，周宜清接受干细胞移植术。这是第二次手术。
“医院开始通知说，家属可以通过重症病房外的电视荧屏观看整个手术，到了手术前，却临时取消了。”
夫妇俩只好向医生打听手术过程，医生描述的过程大概是：穿刺抽出周宜清自己体内的骨髓，送到上海二医大实验室分离出干细胞，再由心内科医生做导管介入，将干细胞输送到心脏。
周振华夫妇回忆，手术前，医院介绍这是象造影一样的成熟小手术，“我们一直认为是常规治疗，所以很快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他边哭边说，妈妈，痛死了。”儿子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等在走廊上的郭永倍看到儿子满嘴是血，“他疼得咬破了嘴唇，我跟他一起哭。”随后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一个人回到重症监护室。
干细胞术后3天的治疗日记上，周振华记录下一行字——“刘中民对儿子说，让我们一起等待奇迹的发生吧！”这事是儿子偶尔艰难地踱到门口时和父母说的。
此后周振华夫妇不断向医生追问何时见效，“刚开始说半个月，之后又说一个月，两个月。”
时间一再延长，3个月，半年，心脏彩超仍显示，周宜清的心肌并未有所恢复。
“取错地方了，应该是小腿”
“能不能先把机器调试出来？否则让我们的孩子白白吃苦。孩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医院对我说，看来干细胞在周宜清身上没见效。”在2004年9月6日的治疗日记上，周振华继续写道——“他又通知说，美国耶鲁大学实验室中心主任要来东方医院，做腿肌细胞移植修复心脏，这要比干细胞效果更好。”
“10月7日，医院说，做腿肌细胞的机器从美国运到，正调试。10月15日，与王迪和小丁谈肌细胞介入。小丁没同意，他做过干细胞治疗后发热，怕了。10月20日，医院说，明天美国教授到。”
周家同意手术。郭永倍回忆，第一个接受腿肌细胞移植治疗的是15岁的王迪，周宜清排第二，一个50多岁的上海病人第三。
“做肌细胞划了5公分左右伤口，缝了4针，输进3袋血。”郭永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流泪。周宜清装上人工心脏后，很怕出血造成血栓，引发生命危险。
郭永倍回忆，当时医生将取得的肌肉放在药水瓶中培养，说，“培养两个星期，就应该有效果了。”
两周后，郭永倍再问另一个医生，医生回答：“两个星期？没那么快，耐心等吧。”
快1个月时，郭永倍偶然听到来自德国的范慧敏医生说了一句话——“这个机器在美国培养肌细胞都成功了，怎么到这里不行了呢？”
“后来医院说，取肌肉的位置错了，不是大腿，应该是小腿，小腿肌肉组织丰富，张力好，赶快重新取。”周振华说。
这次，周家拒绝了。儿子已显得非常痛苦，声音嘶哑。“能不能先把机器调试出来？否则让我们的孩子白白吃苦。孩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周振华当时生气的是，“医生不负责任”，一切结束后再仔细回忆时才惊讶地叫起来，“美国耶鲁大学实验室中心主任？是真的吗？难道他们来做实验？”
周振华始终没有见到美国教授，他打听到，从2004年起，确实有一个美国专家每年要来东方医院呆一到两个月，在医院的二楼有一个院长特批的办公室，为他配置了电脑，东方医院也为此进口了不少设备。
“使用在小孩身上最长时间”
“无任是外科手术还是手术后的治疗都是相当成功的，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在小孩身上最长时间的最成功的心脏辅助装置。”
2005年5月，安装人工心脏手术一年后，周宜清陷入人工心脏可怕的并发症——血栓，来来往往的参观戛然而止。
医院开始着手考虑第三个手术：心脏移植，“这等于宣布了‘人工心脏＋干细胞术’治疗失败。”周振华说。
心脏移植手术前，周宜清处于极度恐惧中，此时他已被转入普通病房，当天他在父亲为他录制的DV中说，“我后天要去开刀，如果有什么不好，我的所有财产，储蓄罐里两张100元，一张给我爸，一张给我妈。”
周振华夫妇尽管内心也很不安，但是对移植手术还抱有新的希望，“医院说，他们做过多例心脏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有经验。”
7月15日下午一点半，周宜清被推入手术室，至16日早上5点多，手术连续进行15小时。
术后周宜清一直没有自主呼吸。7月30日晚9点20分，医院和周振华商量后，关掉呼吸机。死亡通知书上写着：心脏移植后多脏器衰竭。
到此为止，人工心脏已经在周宜清身上呆了15个多月。
2006年10月27日，德国籍翁渝国医生在网络上有关此事的声明，谈及周宜清事件，如下：“以网上传播的周易清为例，他患的是扩张型心肌病，已经出现心源性休克和心律失常，随时都可能死亡，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刘教授不顾第2 天早晨出国参加学术交流，连夜应儿科医院邀请会诊并及时将患者转到东方医院安装人工心脏，术后长期存活达1年3个月。我在回复周易清父亲周振华的信中也明确表示，‘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您儿子使用Excor从医学上来看，无任是外科手术还是手术后的治疗都是相当成功的，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在小孩身上最长时间的最成功的心脏辅助装置。’”
回到起点。求医当时，周宜清究竟是否需要做人工心脏手术？本报记者为此向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著名的心外科医生求证，他认为“皮肤没有粘性，过不了今晚”的说法在医学上很难成立。
“孩子的心脏可能并未完全衰竭，应先进行其他更安全的治疗，不应急于上顶尖级别的‘人工心脏’，”他说，“通俗的判断，心功能二级的人可以自己走三四楼，心功能三级的人可以走一二楼，二到三级之间的大概可以走二三楼；而四级的人是‘端坐呼吸’，路都走不动了。”
“孩子在东方医院是自己走着去做各种检查的。”周振华说。
另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分析，德国籍医生翁渝国在给周宜清施行人工心脏手术时，违反了他自己参与制定的人工心脏心室辅助装置的适应症和步骤。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心外科专家廖崇先主编的《实用心肺移植学》里，由翁渝国自己撰写的人工心脏心室辅助装置临床适应症标准是，“即使是对心衰病人，也必须优先使用药物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治疗，在上述治疗效果不理想后才可使用人工心脏。”
(编者注：关于东方医院和德国医生翁渝国，本报2005年3月24日报道《连体弃婴，人间94天》曾有涉及。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op／200503240016.htm。在当时的事件中，东方医院主动为带有“全世界最特殊的心脏”的连体弃婴提供医疗帮助。但婴儿夭折，人工心脏放置手术未及实现。) 本报记者(沈颖)
医疗手段是否合规矩？
人工心脏是否合规矩？2000从2001年起，东方医院开始使用和销售人工心脏，其外科价目表上已赫然将其作为常规治疗器械标价。而在国家药监局的医疗器械查询数据库里，记者并未查到该产品的批准文件。
12月1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常永亨经过查询，向周振华的代理律师卓小勤回复———“德国BELINHEART人工心脏辅助机和BELINHEART人工心脏泵并未通过国家注册。”
干细胞和肌细胞移植是否合规矩？
1994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学者Soonpaa在《科学》杂志上首次提出细胞移植治疗心脏病的理念。
11月底，专门研究细胞疗法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血管外科教授李仁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干细胞可能具有转化成心脏细胞或其他特别种类的细胞的潜质，但目前世界范围内，这类实验在大多数国家仍处于动物实验阶段，少数国家有经过严格批准的少量临床实验，但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证明，这项实验引发的副作用已经发现的有心律失常等，不排除有更大负作用产生。”
多少人参与了东方医院的干细胞或肌细胞移植？
周振华和郭永倍夫妇从2004年4月到2005年7月一直在东方医院照顾儿子，他们至少目睹了其余5个病人参与了免费的干细胞或肌细胞移植。
11月30日，记者费尽周折找到了两年前参与干细胞移植的另一个少年———15岁的王迪(化名)，王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钙化。开始，医院建议王迪装外置式人工心脏，王迪没同意，“我第一次见到周宜清，吓了一跳，样子太怪了。”但他同意了医院提出的另一个治疗方案———打开胸腔，换瓣膜手术的同时，将自己骨髓中分离出的干细胞撒在心脏上。
手术后，王迪的父母每半年带他去东方医院复查，每次住上一周。王迪的母亲回忆，2006年8月，院长兴奋地告诉她，心脏彩超显示，王迪的EF心脏射血分数从30多飞跃到了50，心肌活力有明显的改善。
王迪的母亲怀疑儿子的病情是否真正好转，12月1日，相隔3个多月后，她带儿子到上海另一家医院做心脏彩超时显示，此次王迪的心脏射血分数在30多的水平。
心肺联合移植术竟无指征？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了一个叫做唐志雄的人。此人最早发现并在网络中揭批自己所在的东方医院，内容包括：进行一系列未经批准的临床实验和无指征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学术造假等行为。
位于上海浦东的东方医院成立于1921年。唐志雄在东方医院心内科工作了20多年。据唐志雄陈述，2003年和2004年，在急诊咨询时，自己相继阻止了两个50多岁的女病人在本院做换心或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她们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另一个是冠心病加更年期综合征，“我告诉她们，只要保守治疗就可以了，没必要动如此危险的手术。”
唐志雄说，2004年夏，朋友说的一件怪事再次引起了他的怀疑———下岗女工陈凤英到东方医院看病，被拉到镇江去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后死亡。朋友后来带来了陈凤英的一摞病历。唐志雄发现，2002年，陈凤英曾因胸闷不适先后到几家医院看病或住院，包括东方医院在内，最后都确诊为“冠心病，更年期综合征”，但2003年3月26日在东方医院的一次专家门诊，却完全推翻了以前的结论，改为———“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右心衰，心功能4级。”
唐志雄发现这一结论和体检病史自相矛盾，病人的一系列心肺指征检查其实均为正常：“血压110／70mmHg，神清，无颈静脉怒张，两肺无锣音，心率80次／分，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双下肢不肿”。
“任何一个医生都知道，这肯定不是终末期心肺衰竭的指征。”唐志雄说。
本报记者就此咨询多位心外科医生，均证实，这个病历，检查的体征和结论确实自相矛盾。
一个病人成就两个医生？
唐志雄说，在对医院“热衷换心换肺”
的怀疑之中，一个叫徐小平的人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陈凤英的儿子黄凌怀疑这个人是“医托”。“在我母亲动手术前，一个名叫徐小平的病人来跟她握手，她跟我母亲说，她做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成功了。”
唐志雄搜索资料发现，2003年7月底到8月初，上海和江苏的不少媒体报道了同一则新闻：三十出头的苏北农妇徐小平在7月24日接受了免费的换心换肺的手术。奇怪的是，手术地点却有两个，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江苏的媒体上称那天的手术是在镇江做的，而东方医院则在上海媒体上称是由于“徐小平从镇江寻医到上海”，院长在上海“主刀”了该手术。
为什么同一个“徐小平”同一天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做手术？
在图书馆查询时，唐志雄说他发现了与此手术相关的两篇不同论文，一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陈锁成等10人写的《心肺联合移植术一例及围术期处理》，刊登在2004年3月10日《江苏医药》第30卷第3期；一是上海市东方医院刘中民等5人撰写的《同种异体心肺联合移植1例》，刊登在《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04年4月第20卷第2期。两篇论文中提到的病人，唐志雄判断均为“徐小平”，因为做手术时间都是2003年7月24日，病人都为30多岁的女性，而且上海论文的开篇就介绍——“和镇江人民医院合作完成了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这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一个获得了2004年镇江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个则获得了当年的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三等奖、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功臣、上海市十佳医生等称号，获得了几百万国家科研经费。
唐志雄将两篇论文作了仔细的对照，发现了十多处可疑的不同点。比如手术后病人的状态，一个是无心律失常，一个说有心律失常；感染情况报告中，上海文称“没有”，而镇江文称“术后第4天两肺严重感染”。
唐志雄认为，“这两篇论文中至少有一篇是在公然造假”。他致电《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要求查证。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心肺联合移植人命关天，而当时这两个医院都不具备人体器官移植的资质；也没有与器官移植手术相适应的实践、设备、理论及相应的伦理委员会。”
本报记者的调查验证了唐志雄的关于东方医院资质的说法，上海市卫生局给东方医院的《医疗新技术准予临床试用通知书》——“同意东方医院对‘心肺联合移植技术’进行临床试用”发出时间是2004年7月21日，远远晚于徐小平手术的“2003年7月24日”。
样板病人其实不必“换心换肺”？
据媒体报道，2005年7月24日，徐小平在上海记者的簇拥下“欢乘”磁悬浮列车，在东方医院的病房大厅“欢庆”手术后两周岁的“生日”，同时东方医院宣布：徐小平是国内接受心肺联合移植病人中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人。
已被医院停职的唐志雄自费赴镇江、淮阴等地对“徐小平”进行调查。
在报纸上看到徐小平出嫁后住在婆家———江苏淮阴席桥乡后刘村一组，唐志雄前去调查得到的消息是：徐小平动完手术后，连她的亲属都和她失去了联系，惟一见到的一次，“还是记者跟过来拍完照后，就有救护车把她直接送走，不知去了哪里。”
村民们还说，徐小平可能是被做了人体实验，不相信徐小平身体不好到要做换心换肺手术，“她在家乡时一人可以种三亩地，身体十分健壮，一个人可以挑上百斤担子。”
回到上海，一天唐志雄有事恰好去东方医院，偶然之中，徐小平出现了。原来她和她的3个女儿及丈夫住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出租屋里，每月的生活费和房租由东方医院支付。
唐志雄说，徐小平向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2003年4月，手术前3个月，她曾去另一家医院看病，当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心脏上有个小洞，只要住院做一个2万块钱的小手术修补一下。
徐小平在另一家医院做的心脏彩超检查病查显示，“先心病、房间隔缺损(25mm)、肺动脉高压(62mmhg)、三尖瓣返流、肺动脉瓣返流，左向右分流。”
“彩超证实徐小平在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时，根本不具备心肺移植手术适应症。”唐志雄说，“根据心外科诊疗规范，房缺伴有肺动脉高(62mmhg)是房缺修补手术的适应症，应当施行房缺修补术。而心肺移植手术的适应症是艾森曼格综合症，它是右向左分流，而从左向右分流发展到右向左分流，要经过漫长的病程才可能。”
本报记者为此向上海多名著名心外科医生求证，回答均是，“根据这份心脏彩超，同意唐医生的判断。”
活得最长的病人在怎么活？
2006年11月底，本报记者在出租屋内见到了徐小平和她的一家人。
“手术后第一年，我几乎痛苦得熬不下去了，3次寻死。一次是自己咬自己的舌头，一次是把头往墙上撞，一次吃了一大把药。”她说，“现在整天躺在床上，什么活也干不了，每天靠吃药维持生命，如果早知如此，我决不愿意做手术。”
徐小平说，当初她之所以同意做手术，一是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她说，“不做手术顶多活不过两年”，另外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还向她以公证的方式许诺，术后将由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承担三个小孩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全家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给她在镇江闹市中心的住房两间；帮助她开一家小店做生意；参加每次学术会或新闻发布会就将得到1000到2000元不等的出场费；给她丈夫在医院里找份工作。
丈夫李洪往回忆，“手术后百天，来上海配合媒体，她坐救护车接着氧气从镇江被拉到东方医院，有3个记者已经等在医院门口了，到了东方明珠塔上让他们拍照，走了会，下来就累坏了。”
“我一直奇怪人家看病都是越看越好，我妈妈怎么越看越差？”10岁的小女儿抱怨，“开刀前，妈妈跟正常人一样，嘴唇不紫，身上不肿，还给我洗衣服，开完刀后拿不起筷子，拿起来就发抖，下楼都要爸爸背，买个西瓜都让我拿，自己就拿一根玉米！”
徐小平说，“一周年后镇江医院方面开始不兑现承诺”，东方医院说服她长住上海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后存活良好”的宣传。
在手术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身体情况怎样，“我刚说‘生不如死’，护士直接就把我拖下去了。”
“如果是心房缺损的小手术，徐小平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做了心肺联合移植，她的生存期最多只有5年。”一位上海著名心外科医生说。
一家力争向上的医院
2005年八九月间，唐志雄又向上海市有关部门举报了东方医院存在的一系列未经批准的临床实验和无指征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学术造假、国内接受心肺联合移植病人中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人并不具备手术指征等问题。
“都石沉大海。”他说。2005年12月，唐志雄以骗保罪名被拘留，一个月后取保候审至今。
东方医院宣传册显示———2001年，中德心脏中心主任刘中民教授在国内率先应用人工心脏技术救治终末期心衰病人获得成功，迄今已成功完成了9例人工心脏手术，是目前国内人工心脏应用最多的单位。
东方医院目前为二级甲等医院，其网站称，为了向三级甲等医院进军，“每年力争有25－30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基础研究项目和上海市地方各级科技发展基金等应用研究项目立项”。
2006年11月底，在上海市东方医院的网站上，记者查到，其“人工心脏的临床应用研究”项目获首届上海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据媒体报道，2005年12月14日，中德合资的Cardiotech人工心脏研究机构正式入驻上海南汇医疗器械产业基地，这标志着中国在竞争激烈的人工心脏研究领域逐渐开始“进入角色”，东方医院院长当时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将来能够自行生产人工心脏，目前价格为每颗100万元的进口人工心脏，将被售价15万元的‘中国心’所取代。”
2006年11月底，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周祝公路旁的南汇医疗器械产业基地，发现一些房屋正在建设中，负责招商的人说，一些国际巨头企业已经准备入驻。
记者调查发现，2001年接受亚洲首例永久性人工心脏植入术所谓成功的庄东生，医院宣传他活了一年多，“实际上庄东生手术后就没醒过来，十几天后死亡。”庄东生家人说。
